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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科举考试的内容，首要的（尽管不是独一无二的）目的是测试应试者所掌握的儒家经典的知识。孔子从未见到这些书中的任何一本，并且肯定会激烈地反对这些内容中的大部分。孔子也会谴责此类仅仅是看重书本知识的考试（例如，见《论语·子路十三》“诵诗三百”章）。一大批生机勃勃的儒家学者谴责了这种考试，但从未取得可观的或最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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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科举考试具有种种缺陷，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却造就了一种具有许多优点的独特的政府。它使这个国家中的许多最有才能的人士在政府供职。就其效果而言，它保证了官员们是有文化素养的人，而不仅仅是获得了社会地位的废物。因为它的真正的基础是儒学的哲学思想和伦理原则，所以，它就给全社会反复灌输一种利害共享的理想，从而产生出一种极其不同凡响的集体精神。尽管它缺乏我们今天所看重的政治民主，但却使普通大众在政府中有了某种代言人，因为在每一代人中，按正常情况来讲，他们的一些成员都会赢得官职。既然教育会自动提高它的拥有者的社会地位，所以，科举制度并未造就一个无阶级社会。但是，这一制度却产生了一个有等级的社会民主体制，而在这样一个如此之大的历史悠久的国度里，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完全的社会平等。在这里，尽管仍有某种限制设置了社会的分层，但是，每个农民的儿子在理论上都有希望成为政府中最有权的大臣，而他们中的某一个人也确实不无偶然地达到了这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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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使人回想起孔子所坚持的观点：一位大臣应该把忠于原则看得高过忠于君主，而且必须无所畏惧地对君主提出批评。这种观点在御史的职位上得到了机制上的表现。御史的责任就是检查政府中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个人的行为，并且不偏不倚地批评任何人的玩忽职守。这种义务的履行当然会随着御史的正直和勇气程度的高低而发生变化，在某些时代，他们也会被专制皇帝利用为工具。不过，某些御史无疑是怀着最高尚的理想主义而尽到了他们的职责。皇帝确实经常会把一个难以约束的御史流放到边远苦寒之地，或者甚至是处以死刑，但这种做法却不得不甘冒创造一个难以约束的殉道者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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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诸如此类的事情造就了一个民主制的等级社会，这在一个从理论上讲是绝对专制的君主制社会中是令人惊讶的。然而，这个社会在实际上却远未达到完全的民主政治。孔子为使中国社会走向民主政治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能够为他所建立的原则添砖加瓦的东西太少了，更不用说仅有原则也是不够的。对于有效的民主政治来说，全体人民必须在选择他们的领导人的时候具有实际有效的发言权。这就要求为此目的所创造的特殊的技术手段。但是，这样的技术手段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而这样的成就，最终出现在了世界的另一边，不过，在与这种出现有关的因素中，儒学扮演了一个有益的和意义深远的角色。要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必须得把我们的目光转向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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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十五章 儒学与西方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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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世界，经过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推动，民主体制以其最快的速度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收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革命并不是被众所周知的启蒙思想的哲学运动“促成”的。但是，启蒙运动的新的思想形态却在令人瞩目的程度上确实决定了人们曾经推动过的革命的方向，而这种革命又给了人们行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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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哲学与儒学有着一些非常突出的相似性。启蒙哲学发生在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而这期间确实是儒学逐渐有效地在欧洲获得其知名度的时期，所以，人们势必要问，中国哲学是否启发了这一时期的某些欧洲思想？对于这个问题，要做出有见地的回答是不容易的。如果一个人对中国特别感兴趣，他就会倾向于强调影响欧洲思想的中国源泉而不甚注意任何别的来源。1940年出版的一本叫作《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的著作对此就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身为作者的一位中国学者在这本书中甚至宣称“中国哲学无疑是法国革命的基本动因”。[368]然而，另一些蔑视中国和法国革命的人，却在想方设法地用后者与前者的联系来丢后者的脸。比如说，法国革命后不到40年，麦考利（Macaulay）就曾猛烈攻击了18世纪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认为他们相信的有关中国的完整故事“连一个老妈子都欺骗不了，但却被杰出的哲学家认真地确定为政治理论的基础”。[369]另一位法国革命的反对者、杰出的法国批评家和社会哲学家费迪南·布伦蒂埃（Ferdinand Brunetiere，1849—1906）则猛烈斥责了他不喜欢的以中国思想为基础的法国民主。布伦蒂埃写道，在法国的教育体制中“除了中国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这场革命制定了这种体制，但它的原理是由‘哲学’确定的，而宣扬这种哲学的那些哲学家则钦佩和称赞中国。一切都是竞争性的考试，不偏向任何东西，尤其是对世袭制不屑一顾！他们的艳羡的灵魂已被满清人的观念勾去了”。[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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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法国革命的学者几乎是完全漠视了以下事实：中国思想在法国革命的思想背景中毕竟是起过某种作用的。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被称作是“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杰出的活权威”[371]。他在1939年认为，有可能出版这样一部书，在这部书中，论及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时根本不必提到中国。很自然，他首要看重的是法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可是，与此同时，他又警告说：“不要忘记，如果没有那种激励献身的纯粹的理想主义，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精神。”[372]并且认为，18世纪的法国哲学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这种理想主义的锻造。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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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到18世纪，哲学家们推出了这样一个人……他摆脱了压制他在人世间升腾的羁绊，哲学家们要求他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天地万物的真正的统治者。这种学说虽然不同于教会的学说，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认识到人类个人的显著的尊严，并要求对它予以尊重。这是因为，个人具有某种自然而然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而国家机构除了保护这些权利并帮助个人成为有价值的人而外别无目的。[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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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可能是正确的，可是，同样真实的是：（1）启蒙运动思想的某些非常重要方面更近似于儒学而不是当时的教会思想。（2）这个事实得到了启蒙运动领袖人物的认可和广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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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上述启蒙运动与儒学的关系不仅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是“臭名远扬”的。据记载，当克里斯丁·沃尔福（Christian Wolff，1679—1754）在一次讲演中认为中国人“靠着治国之术（the Art of Governing）使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时，他被勒令在24小时内离开哈雷大学，“否则立即处死”。[374]结果是，沃尔福的讲演被远至英格兰的人们热心阅读。许多同样的事情以前是而且将来也会不断地被许多人提起。莱布尼兹（Leibniz，1646—1716）这样写中国人：“即使我们在制造技术上和他们并驾齐驱，或者我们在理论科学方面超过了他们，但是，他们无疑（我几乎羞于承认）在实践哲学方面超过了我们。我的意思是说，依靠这种哲学所建立起来的道德和政治的准则规定了人的行为并且有利于人们的生活。”[375]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认为：“老实说，他们的帝国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它的独特之处是，如果一个省的总督擅离职守并且不被人民拥护时，他就要受到惩处。……4000年前，当我们还不知道如何阅读时，他们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引以为荣的所有基本需要的东西了。”[376]在英国，尤斯塔斯·巴杰尔（Eustace Budgell）于1731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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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作者们在写到中国人时有一个大的共同点是，他们普遍同意中国人完全超过别的民族的是他们的治国之术。甚至是法国人……都不得不率直地承认中国人在治国之术上超过了其他民族，也承认他们从未充分赞美过由伟大的孔子所整理、条理化和加以解说的政治原理。[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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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朗西斯·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首次建立起他的非常有影响的重农主义学说的政治原理时，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于中国政治进行了详细说明。在他的书中“导论”的后面部分里，魁奈谈到了“与一个已经建成的良好政府相一致的自然原理”，并且认为这样的自然原理只能是“对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这样的学说值得为所有国家奉为楷模”。[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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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之所以有时被忘掉，部分原因存在于儒学向欧洲传播时出现的某些特殊的环境中，以及儒学之声望在欧洲的升降起伏。尽管到过中国的旅行家们讲述中国的故事已经有几个世纪，但他们中的多半人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所以对此也无可奉告。可是，去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却与这些旅行家不同，他们排除万难，凭借无尚的才智，终于在1600年以前获准进入中国。因为这是个有学识的修道会，所以，耶稣会士们就利用他们的学识，在中国的文人圈子中甚至在帝国朝廷之中得到了社会地位。他们作为天文学家（其中一人担任钦天监的重要官职）、御医、外交人员甚至大炮铸造者而服务于中国皇帝。一些人还逐渐成为皇帝亲近的朋友。他们不仅会讲汉语，而且还能用汉语书写。他们也逐渐达到了对于中国社会的更为直接的和本质性的认识，致使后来的许多欧洲学者对他们仰慕不已。[379]他们与本会成员以及当时欧洲最著名的人物之间保持着频繁的书信联系。这样的一些信件在欧洲以书籍的形式出版，而另一些则成为有关著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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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件及其有关中国的新信息，在当时的欧洲成为轰动一时的事物。维吉尔·皮诺特（Virgile Pinot）在经过了仔细研究之后总结道，在18世纪的法国，中国“比英格兰更受青睐”[380]，尽管事实上这一时期正是法国“亲英”的世纪。到了1769年，有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381]实际上，有文化的西方人对18世纪的中国的了解胜过了对20世纪的中国的了解。不过，既然大部分有关中国情况的信息来自耶稣会士，很自然地就带上了他们之兴趣所向的标记，所以，有许多人坚持认为，从今天来看这些信息，耶稣会士们明显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伪造了他们的对于中国情况的说明。这种非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有名的“礼仪之争”。耶稣会士认为，中国人举行的祭祀祖先和孔子的礼仪并不是偶像崇拜，所以就默认了这种礼仪。别的派别的天主教会士则反对这种立场。所以，耶稣会士们两面不讨好，既未受到教皇的赞许，也未得到中国皇帝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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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们确实是只把有关中国的光辉灿烂的图画送到了欧洲。甚至是伏尔泰（他在这一点上为耶稣会士辩护）也承认他们给中国皇帝画的像远比这些皇帝本人更好看。[382]也有人责备说，在描述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时，耶稣会士们没有勾画出它们的真实图画，正如他们在那时对中国的总体理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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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们在他们的信中以极大的热情向欧洲报告的儒学的确不是17世纪和18世纪在中国普遍流行的儒家正统思想。这种正统思想（一般称作新儒学或宋明儒学）是一种混成的学说。虽然它也体现了许多的孔子思想，但孔子的这些思想却被编织进一个精致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中，而这个哲学体系则吸收了许多佛教的因素。孔子是不会理解这个哲学体系的，并且它在欧洲也不会引起像伏尔泰这样的人的好感。这个被称作“新儒学”的哲学体系对耶稣会传教士们并没有吸引力，因为他们都是一些目光敏锐和具有批评精神的人。况且，他们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并认为不再需要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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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们越研究这种“新儒家”的著述，越使他们坚信这种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儒学与原初儒学根本不是一回事。作为传教活动之伟大先驱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对宋明儒学的形而上学体系评论道：“在我看来，它模仿了500年前的偶像崇拜（佛教）的学派。”[383]当他进一步钻研了早期的儒家著述之后，更认为这种新儒学“不是孔子的”[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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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的观点源自真诚的知识分子的信念。这种信念与传教会士的要求相一致，那就是用这种方法为基督教争取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如他们经常在其他国家所做的一样，中国的耶稣会士全力以赴地使统治集团中的成员改变信仰。这些人主要是儒生。因此，一位当今的耶稣会士断言：“他们的工作势必会开始于切断这种亲密联系。……这种联系使朱子之学（宋明儒学）与孔子的道德哲学合为一体。”[385]他们精神饱满地着手于这项任务，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功。胡适的研究证实，他们“争取到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最杰出的严谨的学者”[386]。这些改变信仰者中的一位（为抛弃了儒学被时人非难）宣称，他根本没有抛弃儒学，而是在天主教中发现的学说确实比“后儒”的“歪曲”更接近于孔子的思想。殷铎泽神父（Father Intorcetta）甚至断言，如果孔子活在17世纪，“他会第一个成为基督徒”。[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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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对宋明儒学的攻击可能在中国收到了超乎预期的成果。有人说利玛窦是第一个否认宋明儒学代表了古人真实思想的人。无论如何都可以说，当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士开始宣传这个观点时，在中国学者中间还并没有多少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持有这种看法。耶稣会士的观点渐渐变得广为人知，并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子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紧接着就有了这种主张，认为宋明儒学并不是原初的儒学，而是对儒学的一种歪曲，因为它吸收了很多佛教思想的内容。这种主张在后来也成为重要的“汉学”学派[388]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个学派兴起于利玛窦去世后的几十年间。所以，无论在总体上说，还是就诸如天文学和语言学等具体领域而言，当时的中国文化显然都曾得益于具有科学方法的耶稣会士。这样的受惠尽管是间接的，但也是十分可观的。[389]正如胡适指出的，这个“汉学”学派“在过去300年间，为人文和历史研究领域创造了一个科学探索的时代”。[390]它也是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其他领袖们的思想背景中的一个重要因素。[391]因此，尽管17世纪和18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没有成功地使整个中国改信基督教，但正如他们所希求的，使中国文化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从他们的人数很少并且工作条件困难重重的角度去看，这种影响是相当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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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耶稣会士们的活动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的中介，这同样是值得注意的。耶稣会士送回了详细的并且经常是热情洋溢的对于中国、中国思想特别是孔子思想的说明。他们经常被责难为有意地绘制出了一幅过于光明的中国图画。[392]可能他们的一些介绍和说明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人们的这种印象很可能来自以下事实：他们谈论最多的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尽管他们也报告了那时中国的宗教和一些迷信活动，有时还很冗长，[393]但是，在做这些报告的同时，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讲述那些激起他们热情的事情，特别是出现在诸如《论语》和《孟子》这样的著作中的早期儒学。对于这些经典，利玛窦写道：“当我们仔细审视所有这些著作时，我们没有找到纤微的与理性之光相反的东西，而更多的是与它相一致的地方。这些著作不亚于我们的哲学家的任何东西。”[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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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耶稣会士们的陈述是对中国的有意贬损甚至诽谤，而欧洲知识界的理解却不是这样。当利玛窦痛惜孔子哲学缺乏超自然因素这一事实时，[395]他的意图不是说要激起人们对这位圣人的更大兴趣，但最终的效果却是人们对孔子的兴趣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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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耶稣会士报告给欧洲的绝大部分东西是一种较早的和“较纯”的儒家思想。当然，我们并没有认为他们的努力能在当时中国的孔子哲学重建中大获成功。如果中国后来没有产生大量的批判性的学术成就，比如深入而翔实的考据性研究，这种重建是不可能成功的。在18世纪的欧洲，的确流行着许多关于孔子思想的谬见。不过，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耶稣会士的所作所为已经是相当出色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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