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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淮南子·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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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墨子》（2），第237—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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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墨子》（2），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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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节葬下》：“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诸侯死者，虚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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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论语·八佾第三》“林放问礼”章、《子罕第九》“子疾病”章和《先进十一》“颜渊死”章。墨子说，在他那时，有许多“士”和“君子”怀疑厚葬和长期守丧是否妥当［《墨子》（2），第125页］。墨子也攻击了三年守丧的做法，而正如我们所见，孔子对此有明确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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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荀子·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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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墨子》（2），第219、230—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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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墨子·公孟》：“君子共（恭）己，待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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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墨子》（2），第201页注［1］。亦见胡，第151页。许多事情不自觉地暴露出了《非儒》篇的作伪特点。在其中，并且明显地只是在这一篇中，孔子被称作“孔某”。用这种方式讲说孔子是在儒家学派中流行起来的，因为极端的孝行禁止称呼夫子个人的名字。可是，这种用法是后来才有的；它并未出现在《论语》，也没有出现在《孟子》之中，尽管孟子晚于墨子并且是一位良好的儒者。在这一篇中，对孔子的攻击是最不合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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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关于顾氏对“孔某”这一称呼的误解，见本书注中译者的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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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墨子·公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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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墨子·贵义》：“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攈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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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冯，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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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墨子·尚同中》：“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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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引自芬纳，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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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墨子·尚同中》：“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又见《非攻》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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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非攻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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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墨子·节葬》、《墨子·明鬼》、《墨子·公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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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墨子·贵义》：“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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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卡伦，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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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论语·泰伯第八》“禹吾无间然”章和《宪问十四》“南宫适问于孔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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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正如我们指出的，这一原则不断地在《论语》中出现，特别是《为政第二》“哀公问”章和《颜渊十二》“樊迟问仁”章。顾颉刚说后一章是后来插入《论语》的，并且“显示出墨家的影响”，见顾（6），第55页。但是，既然孔子在墨子之前，这个表述便只能说明，如果它是真实的，孔子就没有倡导过人应该依据他们的才能被提拔，而事实上，这种观念在《论语》中是很普遍的。上述《颜渊十二》中的观点之所以被怀疑，因为说是“它在这一篇的末尾处”，这是不太严密的说法。这一章后面还有两章，看上去也没有什么问题。而这一章，不仅不是晚出的，而且还是很早的。如果它和《孟子》或《论语·尧曰二十》首章一样地晚出，那么，舜就可能是要提拔禹，而不是皋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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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顾颉刚等人为首的“古史辨”运动中，认定关于尧、舜、禹的传说全部出自墨家的杜撰。这种观点在当时很轰动，但后来却逐渐被学术界所放弃。总的说来，顾氏所使用的“辨伪”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考据材料方面却失之粗糙，且有强烈的先入之见。比如对《论语》中有关这些上古之王的记载，如果先认定它们是墨家插入的，然后再以此证明此类传说是墨家的发明，这便是使用了不合理的循环论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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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见顾（6）。在我看来，这项研究做出了错误的假定，即认为儒学实际上具有更纯粹的特质，也就是说，儒学一贯根据的是这样的原则：“对亲戚特别钟爱，尊敬那些达之于高位的人（亲亲贵贵，第31页）。”但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特别是当我们探究它在孔子本人那里的情形时，尤其怀疑那种说“贵贵”可以合适地称作是儒学基本原理的说法。而且，墨子激烈地批评儒生，而孟子则进行了回击。如果古代选择帝王是以德行为基准的思想是墨家首创的话，那么，只有这样的事实才是可能的：墨家人物应该反对儒生对这种观点的偏爱。然而，墨家人物却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其例可见《孟子·万章上》“墨者夷之”章。正如冯友兰所指出的，《墨子》之中《墨经》部分（一般认为代表的是后期墨派的思想）批评以尧和舜为楷模的做法清楚地说明了墨家“对儒家尊重圣人的攻击”（冯，第274—275页）。这并不支持这样的看法，即关于尧和舜的传说是墨家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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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墨子·公孟》：“公孟子谓墨子曰：‘昔者圣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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