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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格”有多种解读。如2.1章所已说明，这仍然是用远古氏族习惯法规（“德”、“礼”）来比较当时的行政法规（“刑”、“政”），强调的仍然是心理悦服的重要。为什么“免而无耻”不好？因为只管外在行为、结果，而不及内心世界，此离原巫术礼仪所要求的身心同一内外均“诚”远矣。孔子之后，孟子由“性善”讲“四端”，发展了孔学内在心理面；荀子强调“礼乐刑政，其实一也”，则甩开了心理方面，重视建立制度规范。一个发展了宗教性道德而回归神秘经验，一个发展了社会性道德而走入政治—法律。以后道法家占了上风，抛弃了远古氏族的格局。但由于长期的农业小生产和血缘关系作为社会结构主要支柱的保存，汉代强调“孝”，伦理与政治在专制帝国的政治体制下，又以新形态混而不分。到宋明理学，更在理论上被推至顶峰，在实践中也如此。“大公无私”、“成仁取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宗教性道德笼罩了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正因为中国的“政教合一”的特征是这种泛道德主义，它比非理性的宗教信仰、教义更难与世俗性的政治事务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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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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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我十五岁下决心学习，三十岁建立起自我，四十岁不再迷惑，五十岁认同自己的命运，六十岁自然地容受各种批评，七十岁心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却不违反礼制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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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正义》《毛诗序》云：志者，心之所之也。先兄五河君《经义说略》：谓志，识同，即默而识之也，亦通。焦氏循《论语补疏》：顺者，不违也。舍己从人，故言入于耳，隐其恶，扬其善，无所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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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已是千古名言，至今沿用。由年岁来描述个体成熟的不同阶段及状态，是很有意思的。从而有各种解说。例如所“志”何学？“立”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事业有成还是道德有得？“不惑”于什么？“耳顺”何解？能否“知天命”后一切便顺顺当当？如此等等。其实可以各自为解，不必刻板以求。例如，“三十而立”，有人强调与“立于礼”有关，是指人从六岁“习礼”到三十岁才算完全掌握熟练，但后世注疏多不拘泥于学礼，而泛指人格的成熟，更佳。最难解的是“知天命”，似可解释到五十岁，自己对这偶然性的一生，算是有了个来龙去脉的理解和认同，一方面明确了自己的有限性，另方面明确了自己的可能性。不再是青少年时代“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前景茫茫，也不再是“天下事舍我其谁”那种不自量力的空洞抱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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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把宗教性道德作为个体追求心灵完善的“绝对律令”？有神论认为此乃“天意”或上帝旨令。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则认为这是个体对人类总体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才无可逃脱无可推卸。这个“无可”，又并非外在一定社会、时代、群体的他律或经验要求，而是普遍“必然”即所谓“先验”的自律命令，此即自由意志，即本体所在。它高于一切经验。但其根源却又仍在人际情感之中；根源于它，却可以超出它，因其中有理性之凝聚，而成为心理之形式结构故。从而，它虽纯属个体修养，却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这才有圣贤与常人之别。只有这样，也才能在哲学上将伦理的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在实践上将宗教与政治、在道德上将宗教性私德与社会性公德区分开来，使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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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命”、“立命”、“正命”，孔、孟屡言及，如何解说，恐非易事。其中有多种含义。“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即非人力所能主宰。但王船山说：“俗谚有云，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凡举琐屑固然之事而皆言命，且以未死之生，未富贵之贫贱统付之命，必尽废人为而以人之可致者为莫之致，不亦舛乎？故士之贫贱，天无所夺；人之不死，国之不亡，天无所予，乃当致人力之地，不可归之于天。”（《读四书大全说》）这有点近乎荀子了。但确是包括孔孟在内的儒学共同精神，即人生活在无可计量的偶然性中，却绝不失其主宰。这才叫“知天命”。“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尽心上》），这种“立命”、“知命”、“正命”都指人对自己命运的决定权和主宰性，而绝非听命、任命、宿命，这也才是“知天”。从而“知天命”、“畏天命”便不释为外在的律令或主宰，而可理解为谨慎敬畏地承担起一切外在的偶然，“不怨天不尤人”，在经历各种艰难险阻的生活行程中，建立起自己不失其主宰的必然，亦即认同一己的有限，却以此有限来抗阻，来承担，来建立，这也就是“立命”、“正命”和“知天命”。“五十而知天命”着意在这种承担和建立的完成，即一己对“命运”的彻底把握。这大概一般非五十岁左右难以实现。总之，认识并安宁于一己存在之有限性，仍强自建立，并不悲观、焦虑，或作徒劳之无限追求，此种中国式的“知命”、“顺命”的情感“超越”，似有异于西方。此意本读还将多次重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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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孟懿子 问孝。子曰：“无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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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迟 御，子告之曰：“孟孙 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 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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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孟懿子问如何是孝？孔子回答说：“不要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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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迟替孔子赶车，孔子对他说：“孟懿子问我如何是孝，我回答说不要违背。”樊迟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父母亲活着，按照礼制来事奉；死了，按照礼制来安葬，按照礼制来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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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杨注》：孟懿子，鲁国的大夫，三家之一。古代的礼仪有一定的差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各不相同。鲁国的三家是大夫，不但有时用鲁公（诸侯）之礼，甚至有时用天子之礼。这种行为当时叫作“僭”，是孔子所最痛心的。孔子这几句答词，或者是针对这一现象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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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用遵守礼制来解释“孝”，似与心理无关。这是针对具体人物（鲁国有权势的著名大夫）的具体情况（僭礼）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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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孝”、“问仁”等，有译作“问什么是孝”、“问什么是仁”等。孔子回答总是如何去做（行为），才是“孝”、“仁”。因此，译作“如何是孝”、“如何是仁”等等更准确。中国从来少有“什么是”即少有Being和Idea的问题，而总是“how”（如何），这正是中国实用理性一大特征，它的视角、途径、问题、语言、思维方式颇不同于希腊。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哲学传统倒是非本质主义的，是反形而上学的，重视的是存在的多元状态和功能，而非固有的实体或本质。儒、道、法、阴阳诸家均如此。佛教输入后有所改变，以致严重影响了宋明理学，产生走向两个世界之趋向。 但佛教里生发出禅宗，却又是对本土传统的复归。其间关系复杂，不似今日许多哲学史家所描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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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孟武伯 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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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孟武子问如何是孝？孔子说：“使父母亲只担心子女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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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集释》《淮南子·说林》：“忧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医。”《礼记·曲礼》：“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复故。”皆以人子忧父母之疾为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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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章又有不同解读。是指子女非常关心和担忧父母生病呢（如注）？还是指子女只使父母关心自己疾病而不担心别的事，即对别的方面都非常放心呢？后一解更深一层。孟武子谥“武”，可能一向勇猛，父母老怕他因此而惹是生非，遭难遇祸，所以孔子就这样回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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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数章，均孔子回答“如何是孝”，但答复都不同。正好像以后许多学生和其他人“问仁”、“问政”一样，孔子的回答因人因时而异。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但说明孔子完全根据具体情况（不同的人、事、境遇，不同的需要、缺点、问题）给予各不相同的回答；更重要的是，如果与柏拉图（Plato）的对话录相比较，后者所追求的是从各种具体事物和具体概念（如美的瓶罐、美的小姐等等）中抽升出一普遍必然以至超越的“理式”（如美的idea），认为那才是真理之所在，并即以此抽象的思辨的“理式”作为标准或准则来规范具体世界。这里恰好相反，孔门儒学确认“真理”总是具体和多元的，即在此各种各样的具体人物、事件、对象的活动、应用中，即“道在伦常日用之中”。 离此多元、具体而求普泛，正如离此人生而求超越，为儒学所不取 。孔门儒学在信仰上不谈鬼神，思维上不重抽象，方法上不用逻辑，均此之故。此“实用理性”所在，亦“情感本体”而非理性本体所在，亦“一个世界（人生）”而非“两个世界”之特征所在也。前章（2.5章）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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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读“前言”中提到“天地国亲师”是中国人尊奉崇拜的传统对象，其中，孝亲是核心。汉代出现《孝经》，唐法典规定人子有养老义务。“孝”，从而家庭始终是华夏文化的中心点，有时甚至宣传到令人厌恶的地步，如“二十四孝”。但在今日及未来，如何估计“家庭价值”，似乎仍值深思。以自然的血缘纽带为基础的亲子情，如加以现代性的有意培育，是否能成为某种稳定社会的健康因素？再加以扩展，扩展到兄弟、友朋、家园、乡土……让人们以情感为真实、为存在、为“本体”，是否能使社会走出一条新路？从中国经验看，墨家以“薄葬”、“非乐”来反情，道家以“逍遥”、“齐物”来非情，均不重视以亲子情为核心的人际情感关系，结果均失败于儒学。儒从忧而乐，忧乐相侵乃悟人生本体即在此情本身，而不必他求于彼岸，从而积极入世，自强不息，以人道配天地，使中国文化历经苦难摧残而未中断磨灭，是否也可以由此去考虑它的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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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子游 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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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子游问如何是孝？孔子说：“今天所谓孝只讲能够养活父母。人也一样养活狗、马。不尊敬，那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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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正义》《盐铁论·孝养篇》：善养者，不必刍豢也。以己之所有，尽事其亲，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劳，犹足以顺礼，啜菽饮水，足以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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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敬”可以有双解。一是对父母的尊敬、敬爱；一是对道德律令的敬重。后者即可释为康德所指的道德感情，是对绝对律令的惧畏和敬重。这当然极大地提高了伦理行为的形上高度，但恐非儒学本义。儒学本义的“敬”仍指前者，即人子对父母的敬爱，可与下章“色难”相呼应。在这里，儒学将社会性公德（“能养”）提高为“宗教性私德”（“不敬，何以别乎”），显示宗教性私德是以某种神圣情感为根基的（“敬”本源自祭神的畏惧感情）。康德设想的“道德的神学”之所以难能，恐亦由于缺乏这一情感根基而难于成为“神学”所致（因康德的道德感情乃对客观律令的敬重，而非对对象的情爱）。此系关键处，宜如熊十力圈点：“吃紧，吃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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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子夏 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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