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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子夏问如何是孝?孔子说:“不给父母好脸色看。有事时,年轻人效劳服务;有酒饭,让年长的先吃,这难道就是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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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杨注》《礼记·祭义篇》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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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两章再次说明,“孝”必须首先是一种心理情感的培养和展现。“敬”,上记和1.5章记中已谈,它本来自远古祭祖敬神的畏惧、尊敬、崇拜的感情,不只是某种仪式及外在姿态、行为的规定。所以重要的在于获得这种感情体验:这既不是外在他律的行为,也不是抽象超越的理念。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最大问题之一,就在于没很好注意这一点。以“理”为“体”的程朱学派便更为突出。朱熹注“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仁”成了“爱”、“心”感性情感的超越化思辨化的“理”、“德”。朱熹又说“为仁犹言行仁”。“仁”在这里竟成了某种外在的原则、规范、他律。程颐注“孝弟为仁之本”说:“‘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的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这正是上述柏拉图式的方法、方向,即在具有具体情感的“孝”、“悌”中抽象出“仁”来作为“性”、“本”等形上实体。“孝”、“悌”等等具体情感心理反而成为这实体(“性”、“本”)的实施、显现了。程朱学派这一“理本体”为陆王特别是为现代新儒学牟宗三所激烈批评。但陆王学派以及牟宗三虽然以“心”为体,但由于强调“道心”、“人心”之别,以及“心统性情”中的“性”与“情”的对立区分,结果便仍然是道德形上学的“道心”、“性体”在主宰统治。如果说,程朱学派以“理”,那么陆王学派以及牟宗三便是以“心”、“性”为本体来建构知识/权力体系,仍然是脱开了与“人欲”紧相联系的具体情感的人心,从而与程朱学派相距并不遥远。程朱学派由于用“超越”的“理”、“性”作为管辖、统治具体人间情欲的主宰,于是戴震、谭嗣同等有“以理杀人”等浩叹。而陆王学派则由于有“心”不离“身”说,于是便可以走向以“欲”为“性”的自然人欲论,而彻底毁弃道德形上学。看来,只有解构这些“理本体”、“性本体”、“心本体”,回到理欲相融,以情为体,也许更接近孔、孟,这才是回归原典,重构儒学。孔子如何,后章还将细说。孟子的“四端”,便很难如新儒学所强调的是“先验”或“超越而内在”,因为它所讲的并不脱离感情,牟宗三强调“恻隐之心”是“不安不忍”的“灵明一点”,那不是感情,又是什么?当然这感情并非自然生理情绪,而是其中积淀有社会理性,这即是理欲相融的情。对犬马也可以有深厚的感情,犬马之于人亦然,但这种感情不是“敬”。可见“敬”虽然是感情,却清晰地融有社会理性在内。这就正是所谓“人性”。“恻隐之心”之所以是“人”的情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正由于其中有理性积淀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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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子曰:“吾与回 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 也不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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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我与颜回讲话整天,他毫无不同意见,像个笨蛋。回头来看他的行为等等,却使我也受到启发,回是一点也不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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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私,谓燕居独处,非进见请问之时。发,谓发明所言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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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也有另种解释和翻译“发”,常解说为颜回“发挥”、“发明”了孔子。如上朱注,不从。11.3章同此。颜回在《论语》中的形象总是这样“愚”、默、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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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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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看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由来始末,了解他的心理寄托,他还能躲藏到哪里去呀!他还能躲藏到哪里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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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以,为也。《集释》《集解》:由,经也,言观其所经从。《四书辨疑》:所由者,言其事迹来历从由也。所安者,言其本心所主定止之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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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人总有意无意戴着各种假面具,生在世上,活在人群,于是有此“视”此“察”。“我与你”的世界总被“我与它”的世界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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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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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温习过去,以知道未来,这样便可以做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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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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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中国极端重视历史经验,记录各种经验、教训,以为未来殷鉴,乃此文明一大特征。中国史书之多,举世无匹。从经验、事实、历史出发,温故以知新,不迷信奇迹,不空想思辨,此“实用理性”之具体呈现也。“实用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便正是历史理性。思辨理性(认识)、实践理性(道德)均来源和服从于此“历史理性”。宜乎据称康德晚年有“历史理性批判”的著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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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子曰:“君子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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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君子不是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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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礼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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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句话今天可以读作人非robot(机器人),即人不要被异化,不要成为某种特定的工具和机械。人“活”着不是作为任何机器或机器(科技的、社会的、政治的)部件,不是作为某种自己创造出来而又压迫、占领、控制自己的“异己的”力量(从科技成果到权力意志到消费广告)的奴隶。人应使自己的潜在才能、个性获得全面发展和实现。这才叫作“活”,这是从哲学说。从社会学说,“君子不器”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说明士大夫(以占有土地为经济来源)作为“社会脊梁”,不是也不可能和不应该是某种专业人员。他们读书、做官和做人(道德)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其职责是维系和指引整个社会的生存。到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特殊环境下,先后六代(见拙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仍在扮演这种“脊梁”角色。他们为启蒙为救亡而呐喊而活动而革命,从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到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到领导农民革命,即使各有“专业”,也大都是“心忧天下”而“不器”的。但如果真正进入现代社会,情况便会有极大不同,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广大中产阶级才是维系社会生存的骨架,知识分子只是作为某种分工很细的专业人员即专门家如医生、律师、工程师、经理、教师、教授、记者等等等等,成为这个社会的各种器官而已。在这个社会里,人都被“职业化”了。因此,“君子必器”(“君子”在这里当然只是借用词,并无所谓“小人”)。这是概而言之,实际情况当然更复杂。第一,专门家中也仍然有越出其专业范围,研究和发表对“全局”(世界、国家、人类、社会……)看法、意见的人,即“不器”的“君子”即今之所谓“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第二,即使不发表,也不妨碍对其专业之外的许多问题有兴趣、有关怀。在这些意义上,又仍然可以说“君子不器”。对中国来说,现在正处在以“士大夫——知识分子”(即“君子”)为主导和骨架的传统社会转到以中产阶级为主导和骨架的现代社会的行程中。它们带来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包括如“使命感”的失落和专业化的加强,“思想家”的淡出和“学问家”的凸显等等,便正是这种由“君子不器”到“君子必器”的过程表现。这一过程还将加速和普泛化。但如何承继“君子不器”,张扬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专业化已成大势的今日,似更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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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子贡 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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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子贡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先履行所说的,然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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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范氏曰:子贡之患,非文之艰而行之艰,故告之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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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子贡极聪明而善言说,所以孔子这样回答他。这涉及语言是否根本、家园的问题,另章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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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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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君子普遍厚待人们,而不偏袒阿私;小人偏袒阿私,而不普遍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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