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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人总有意无意戴着各种假面具，生在世上，活在人群，于是有此“视”此“察”。“我与你”的世界总被“我与它”的世界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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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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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温习过去，以知道未来，这样便可以做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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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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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中国极端重视历史经验，记录各种经验、教训，以为未来殷鉴，乃此文明一大特征。中国史书之多，举世无匹。从经验、事实、历史出发，温故以知新，不迷信奇迹，不空想思辨，此“实用理性”之具体呈现也。“实用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便正是历史理性。思辨理性（认识）、实践理性（道德）均来源和服从于此“历史理性”。宜乎据称康德晚年有“历史理性批判”的著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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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子曰：“君子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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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君子不是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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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礼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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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句话今天可以读作人非robot（机器人），即人不要被异化，不要成为某种特定的工具和机械。人“活”着不是作为任何机器或机器（科技的、社会的、政治的）部件，不是作为某种自己创造出来而又压迫、占领、控制自己的“异己的”力量（从科技成果到权力意志到消费广告）的奴隶。人应使自己的潜在才能、个性获得全面发展和实现。这才叫作“活”，这是从哲学说。从社会学说，“君子不器”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说明士大夫（以占有土地为经济来源）作为“社会脊梁”，不是也不可能和不应该是某种专业人员。他们读书、做官和做人（道德）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其职责是维系和指引整个社会的生存。到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特殊环境下，先后六代（见拙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仍在扮演这种“脊梁”角色。他们为启蒙为救亡而呐喊而活动而革命，从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到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到领导农民革命，即使各有“专业”，也大都是“心忧天下”而“不器”的。但如果真正进入现代社会，情况便会有极大不同，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广大中产阶级才是维系社会生存的骨架，知识分子只是作为某种分工很细的专业人员即专门家如医生、律师、工程师、经理、教师、教授、记者等等等等，成为这个社会的各种器官而已。在这个社会里，人都被“职业化”了。因此，“君子必器”（“君子”在这里当然只是借用词，并无所谓“小人”）。这是概而言之，实际情况当然更复杂。第一，专门家中也仍然有越出其专业范围，研究和发表对“全局”（世界、国家、人类、社会……）看法、意见的人，即“不器”的“君子”即今之所谓“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第二，即使不发表，也不妨碍对其专业之外的许多问题有兴趣、有关怀。在这些意义上，又仍然可以说“君子不器”。对中国来说，现在正处在以“士大夫——知识分子”（即“君子”）为主导和骨架的传统社会转到以中产阶级为主导和骨架的现代社会的行程中。它们带来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包括如“使命感”的失落和专业化的加强，“思想家”的淡出和“学问家”的凸显等等，便正是这种由“君子不器”到“君子必器”的过程表现。这一过程还将加速和普泛化。但如何承继“君子不器”，张扬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专业化已成大势的今日，似更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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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子贡 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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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子贡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先履行所说的，然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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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范氏曰：子贡之患，非文之艰而行之艰，故告之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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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子贡极聪明而善言说，所以孔子这样回答他。这涉及语言是否根本、家园的问题，另章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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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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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君子普遍厚待人们，而不偏袒阿私；小人偏袒阿私，而不普遍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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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周，普遍也。比，偏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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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论语》中常有这种对偶短句，言简意赅，表达是非、黑白、善恶、美丑的对立，颇便于传诵、记忆。中国文字的对偶美，但望在今日能有所保存、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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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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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迷惘；思考而不学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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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不求诸心，故昏而无得。不习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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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就认识论说，与康德所说“感性无知性则盲，知性无感性则空”，几乎同一思路。这一道理至今不过时。东海西海，此心相同，此理相同。叶适《习学记言》说：“其祖习训故，浅陋相承者，不思之类也。其穿穴性命，空虚自喜者，不学之类也。士不越此二涂也。”汉学宋学，国粹西髦，古今同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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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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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反而是有危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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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正义》焦氏循《论语补疏·韩诗外传》云：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悖。盖异端者，各为一端，彼此互异，惟执持不能通则悖，悖则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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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有三种解释，大多数解“攻”为“专攻”，即致力、学习，就是说学习异端邪说，是有害处的。十余年前出土的《论语》，“攻”作“功”，似更可证实此说。第二种解释说，攻剿异端邪说，于是它们就失去危害了，如杨译本。这似乎是毛时代斗争哲学的有趣反映。传统旧注中也有主此说的。我则选择第三说，认为这可以表现儒学的宽容精神：主张求同存异，不搞排斥异己。梁武帝至隋、唐大崇佛教，把佛祖摆在孔子之上；现代崇拜马列，天安门挂洋人画像，中国人都不以为忤。孟子骂杨墨，却仍认“生之谓性”的告子作门徒。韩愈辟佛老，却以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苏轼以儒学而出入佛老，苏辙用《中庸》讲说老子，此后上层士大夫和下层民众都大搞“三教合一”。中国数千年没有炽热的宗教迷狂或教义偏执，而唯理是从，“谁有道理就听谁的”，包括近代中国较快地接受西方科技、文化、政法以至哲理，迅速改变千百年来的思想观念、服饰习惯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与这种宽容性有关。而这宽容又正是重实践、重经验、重“以实事程实功”的实用理性的表现。也正是实用理性的这种宽容性，才使儒学本身和中国文化能不断吸取和同化外来事物、思想而继续生存和发展。 不吸收和同化道、法、阴阳，就不会有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不吸收佛教，就不可能有宋明理学。不吸收西方自然科学观念，就不会有康有为、谭嗣同的近代儒学。“有容乃大”，于人，于学，于文化，于传统，何莫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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