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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作为人文，礼制有一定的规矩；乱用，则有害于人文的保持和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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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家者以雍 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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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三大氏族在祭礼完毕撤席时采用雍诗来赞唱。孔子说：“‘四方诸侯，都来助祭；天子仪容，美好静穆’。这如何能用在三个氏族的庙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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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三家，鲁大夫孟孙、季孙、叔孙之家也。雍，周颂篇名。彻，祭毕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庙之祭则歌雍以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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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前面曾说孔子和儒学的宽容性，这里是儒学的不宽容性：不能容忍违反礼制的行为。这似可读作“思想宽容，行为严肃”。思想、学说、言论、主张可以求同存异，但行为规范和社会制度必须一致遵行，否则各行其是，社会瓦解。任何社会都必须有共同遵守的秩序、规范、准则，这作为普遍原则，千古不灭。当然，用在音乐舞蹈上，未必如此。但当时好些音乐舞蹈是神圣的仪式，并不简单是为了观赏娱乐而已，应留意这种古今差异。不过，许多音乐舞蹈其实正不断从神圣的仪式、严肃的礼制中解放出来，而取得自己独立的欣赏意义，孔老夫子此论纯从政治着眼，该属于不合时宜之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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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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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礼？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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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游氏曰：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其如礼乐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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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是一篇大文章。说的是外在形式的礼乐，都应以内在心理情感为真正的凭依。否则只是空壳和仪表而已。某些音乐虽有曲调，甚或悦耳，但可感到里面是空的。孔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塑造人性心理， 已如前所说。如果更具体一些，这“人性心理”主要应是某种“情理结构”，即理性（理知、理解）与情感（情绪、情欲）的各种不同程度、不同关系、不同比例的交融结合，亦即建筑在自然性的动物生存的生理基础之上的“人化的情感”， 亦即我在美学论著中所强调的“内在自然的人化”。从耳目愉悦到性爱快乐，从社交行为到礼制道德，均有此问题。这种特定的“情理结构”乃文化积淀而成的深层心理，我以为乃了解儒家孔学以及中华文化的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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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林放 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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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林放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说：“大问题。礼，与其铺陈奢华，不如简朴节俭；丧事，与其仪式隆重，不如真正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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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易，治也。范氏曰：夫祭，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丧，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礼失之奢，丧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随其末故也。礼奢而备，不若俭而不备之愈也。丧易而文，不如戚而不文之愈也。俭者物之质，戚者心之诚，故为礼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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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隋书·高祖纪下》：“丧与其易也，宁在于戚，则礼之本也。礼有其余，未若于哀，则情之实也。”并以“易”为礼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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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注》《礼记·檀弓上》云：“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可以看作“与其易也，宁戚”的最早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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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大哉问”也可译作“问得好”、“问得重要”。本章又一次具体强调心理情感（戚）是根本，比外在仪文重要。远古巫史文化使中国未能发展出独立的宗教和独立的政治，而形成以具有神圣巫术—宗教品格性能的礼制（亦即氏族父家长制下的伦理血缘关系和秩序）为基础的伦理、宗教、政治三合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正因为此，伦常、政治均笼罩和渗透在神圣的宗教情感之下。由畏（殷）而敬（周）而爱（孔子），这种培育着理性化的情感成为儒学的主要特征。 它不断发展并普泛化为宇宙规律（汉儒：“仁，天心也”）和道德律令（宋儒：“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情感（仁、爱）成了“天心”、“天理”的本体所在。无论是“儒道互补”或“儒法互用”，不管是“内圣”或“外王”，这一本体或特征始终是其内在的魂灵。所以，不是天本体、气本体、理本体、心本体、性本体，而是“情本体”才是儒学要点所在，这就是《今读》所将反复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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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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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野蛮部族虽有国君，还不如中国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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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正义》：此篇专言礼乐之事，楚、吴虽迭主盟中夏，然暴强逾制，未能一秉周礼，故不如诸夏之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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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论语新解》（下简称《钱解》）：本章有两解，一说：夷狄亦有君，不如诸夏竞于僭篡，并君而无之。另一说：夷狄纵有君，不如诸夏之无君。……晋之南渡，北方五胡之乱。其时学者门第鼎盛，蔑视王室，可谓有无君之意，但必严夷夏之防以自保，故多主后说。宋承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积弊，非唱尊王之义，则一统之局面难保，而夷狄之侵凌可虞，故多主前说。……《论语》言政治，必于人道之大，尊君亦所以尊道，断无视君位高出于道之意，故知后说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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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从钱穆说。“道”高于“君”，文明整体高于政治体制。中国传统更重“文化”概念，它高于“种族”以至政体。对古代氏族、部落来说，“种族”概念本极重要，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便是。尽管春秋仍有“大复仇”之义（其实就是氏族之间“打冤家”的战争），但似乎自孔门儒学起，后世毕竟讲得和做得很少了。只有在抵御落后民族（又仍是以文化来定“先进”、“落后”）入侵时，才大张“夷夏之防”，剩下来便只是子报父仇的个别案例，较少有大规模的种族屠杀。这应视作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当然，中国历史上用暴力屠杀“剿灭”少数民族的事例也仍有出现，包括王阳明的“事功”和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等，但就总体说，自秦汉至清朝的两千余年，汉民族以其文化自然地而非暴力地同化少数民族，乃其主流。包括“五胡乱华”和“满族入主”，其结果均由被统治、被压迫的汉民族最终同化其统治者、压迫者，竟可以使后者失去其原有的文字、语言、文化等等，这一现象在世界史上值得重视。所以“中国人”、“中国的”实一文化概念，而非种族概念。今日中国人的血管中并不纯粹是汉“族”血液。与希特勒的纳粹观念理论正好相反。汉文化的历史事实即可驳倒各种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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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季氏 旅于泰山 。子谓冉有 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 不如林放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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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季氏要去祭祀泰山。孔子问学生冉有说：“你能挽回吗？”回答说：“不能。”孔子说：“唉，想不到泰山还不如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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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正义》包曰：神不享非礼，林放尚知问礼，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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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泰山只能由天子来祭，季氏僭礼。孔子问在季氏做官的学生冉有能否挽回这件事，回答不能。于是孔子大发感慨，慨叹接受祭祀的泰山还不如林放能注意问礼。泰山何知何灵？不过借词说季氏也。刘逢禄《论语述何》“举以厉冉有之诡随也”，即借林放严厉批评冉有追随季氏而不能纠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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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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