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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从钱穆说。“道”高于“君”，文明整体高于政治体制。中国传统更重“文化”概念，它高于“种族”以至政体。对古代氏族、部落来说，“种族”概念本极重要，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便是。尽管春秋仍有“大复仇”之义（其实就是氏族之间“打冤家”的战争），但似乎自孔门儒学起，后世毕竟讲得和做得很少了。只有在抵御落后民族（又仍是以文化来定“先进”、“落后”）入侵时，才大张“夷夏之防”，剩下来便只是子报父仇的个别案例，较少有大规模的种族屠杀。这应视作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当然，中国历史上用暴力屠杀“剿灭”少数民族的事例也仍有出现，包括王阳明的“事功”和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等，但就总体说，自秦汉至清朝的两千余年，汉民族以其文化自然地而非暴力地同化少数民族，乃其主流。包括“五胡乱华”和“满族入主”，其结果均由被统治、被压迫的汉民族最终同化其统治者、压迫者，竟可以使后者失去其原有的文字、语言、文化等等，这一现象在世界史上值得重视。所以“中国人”、“中国的”实一文化概念，而非种族概念。今日中国人的血管中并不纯粹是汉“族”血液。与希特勒的纳粹观念理论正好相反。汉文化的历史事实即可驳倒各种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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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季氏 旅于泰山 。子谓冉有 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 不如林放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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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季氏要去祭祀泰山。孔子问学生冉有说：“你能挽回吗？”回答说：“不能。”孔子说：“唉，想不到泰山还不如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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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正义》包曰：神不享非礼，林放尚知问礼，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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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泰山只能由天子来祭，季氏僭礼。孔子问在季氏做官的学生冉有能否挽回这件事，回答不能。于是孔子大发感慨，慨叹接受祭祀的泰山还不如林放能注意问礼。泰山何知何灵？不过借词说季氏也。刘逢禄《论语述何》“举以厉冉有之诡随也”，即借林放严厉批评冉有追随季氏而不能纠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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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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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争夺的事，除非是射箭比赛。相互作揖行礼，上堂比试，完毕后下来喝酒，这竞争是君子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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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集释》《松阳讲义》：……世间有一等人，惟知隐默自守，不与人争，而是非可否亦置不论；此朱子所谓谨厚之士，非君子也。有一等人，惟知阉然媚世，将是非可否故意含糊，自谓无争；此夫子所谓乡原，非君子也。又有一等人，激为高论，托于万物一体，谓在己在人，初无有异，无所容争。……亦非君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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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射箭竞赛，来自远古遗风。在农耕社会以前，人靠狩猎为生，射箭是主要的（恐怕也是最早的）重要技能。它成为后世直到孔子时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即由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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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解》所引《松阳讲义》，很有意思，它强调不争并非君子，“君子”必要时非“争”不可，并具体地指责了三种貌似公允、圆熟和高远的“不争”的人，讲得很好。可见，虽然孔子讲无争，后世儒者仍可以有不同意见，这应是儒学内部宽容性：并非孔子讲的句句都是真理，孔子本人也允许学生与他讨论或争论。王充有《问孔》篇章，刘知几《史通》疑古、惑经篇中亦不满孔子，王阳明有“求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李贽更有“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名句，这倒体现孔学儒门实用理性的真正精神，孔子和《论语》不应是僵化的神圣偶像和教义信条。宋明理学以及现代新儒家均有悖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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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子夏 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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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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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子夏问道：“‘美的笑容，酒窝微动；美的眼睛，黑白传神；洁白纸上，灿烂颜色。’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先有白底子，而后才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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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说：“那么礼在后？”孔子说：“启发我的是你呀，这样才可以与你讲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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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此逸诗也。倩，好口辅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画之质也；绚烂彩色，画之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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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同3.3章。“礼”如是花朵，也需先有白绢（心理情感）作底子才能画出。总之，内心情感（仁）是外在体制（礼）的基础。荀子说：“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礼饰敬也；师旅饰威也。”“饰”字很有深度，值得琢磨；一方面“礼”是表示、传达情感，同时又是给情感以确定的形式而成为仪文典式。“仁内礼外”从而“仁先礼后”，似成定论。但此内在之“仁”又从何处得来？成了最大问题。孟子归之先验善端，却难离感性；朱子归之“天理”，又似成他律。反不如荀子舍仁谈礼，由外在规范而内在心性，倒更明白一贯。我以为，礼乃人文，仁乃人性，二者实同时并进之历史成果，人性内容（仁）与人文仪式（礼）在源起上本不可分割：人性情感必须放置于特定形式中才可能铸成造就，无此形式即无此情感，无此“饰”即无此“欢”此“哀”此“敬”此“威”也。 “礼”之可说是艺术，亦在此。由此解说孔子和仁、礼，虽不中亦不远矣。荀子又岂可忽视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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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子曰：“夏 礼，吾能言之，杞 不足征也；殷 礼，吾能言之，宋 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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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夏礼，我能讲，杞国已不够作印证。殷礼，我能讲，宋国已不够作印证。因为他们的文字材料和活材料太不充分了，如果充分，我就可以用它们作印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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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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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孔子讲的古礼，都无法印证。也许，正是这启发康有为大讲孔子“托古改制”，来为自己变法维新作旗号？自我作古，原意难寻，中国早有此解释学传统。君不见，中国传统正是通过不断的注、疏、解、说而一再更新么？董仲舒、朱熹、王阳明以及其他许多大儒小儒，不都是这样做的么？他们不必另张旗号，别作他说，“不破不立”；而完全可以拭旧如新、推陈出新，这也就是“转化性的创造”，至今似仍可作为中国式的某种前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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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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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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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禘祭的礼，从第一次献酒之后，我就不想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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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杨注》：禘——这一禘礼是指古代一种极为隆重的大祭之礼，只有天子才能举行。不过周成王曾因为周公旦对周朝有过莫大的功勋，特许他举行禘祭。以后鲁国之君都沿此惯例，“僭”用这一禘礼，因此孔子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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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解》：时移世易，后世多有不能明其意义之所在者。如本章，后儒纷纷考证，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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