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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本章历来难解,采杨译及杨注作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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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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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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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向孔子请教关于禘祭的理论。孔子说:“我不知道;知道的人对于治理天下,会好像把东西摆在这里一样容易罢!”一面说,一面指着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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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杨注》:禘是天子之礼,鲁国举行,在孔子看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但孔子又不想明白指出,只得说“不欲观”、“不知也”,甚至说:“如果有懂得的人,他对于治理天下是好像把东西放在手掌上一样的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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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为什么不译而采杨译,因为这两条有各种解说,都是讲这“礼”的具体内容及意义,但很不清楚,常常是强为之解。研究这两条是少数历史学者的任务,非一般读者所必须了解。值得研究的是:礼仪即人文,它本是任何远古民族都具有的神圣制度,通由它团结人群,巩固秩序,建立人性。它最早是巫术:一种象征性的精神生产,亦人类最早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以此,人类行为的整个领域,皆被纳入巫术性象征主义的罗网中”,“即使最轻微的背离……都将导致整个仪式无效”,“美洲印第安巫师在主持宗教舞蹈形式时,唱错曲子的人立即处死,以免神灵生气”[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经济与社会》第二部]。在中国,如何由远古这种巫术仪式逐渐演化推进为殷商礼制,即如何逐渐理性化和政治化(在中国,这两者是同一过程),宗教性与政治性如何组织结构,乃上古思想史尚未解决的重要课题。如前所说,我以为中国巫史文化使原始巫术与伦理政治融同,形成“三合一”的礼制,它是伦理,又是政治,又是宗教。正是此种“三合一”,才形成了以情为本体的儒学和随后的“儒道互补”、“儒法互用”。“道”、“法”为形式,“儒”乃为心魂,其缘由正在于它由巫术型的文化传统而来,成为中国上古的“巫史文化”。巫的特征之一是人能主动地作用于神,重活动、操作,由此种种复杂的活动、操作,而与神交通,驱使神灵为自己服务,这与仅将神作乞求恩赐的祈祷对象,人完全处在被动祈祷的静观地位颇为不同。各原始民族都有巫术,今日现代生活中也仍有巫的痕迹。但中国巫术传统因与政治体制和祖先崇拜相交融混合,并向后者过渡而迅速理性化,就形成了一种独特传统:巫(宗教领袖)也就是王(政治领袖),禹、汤、文王都是大巫师,死后更成为崇拜对象。祖先成为祭祀的中心,经由巫术中介,人神连续(祖先原本是人),合为一体,这正是中国“一个世界”的来由。 而祖先崇拜本来与氏族血缘的伦理秩序连在一起,实际是建立在这关系秩序之上的。这一切,到周公“制礼作乐”,就完成了一套非常理性化、系统化的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的体制了。孔子以仁释礼,是为了挽救这早熟的理性化的礼仪体制的崩溃,而求助于原巫术传统的情的方面,但因已有强大理性在,此“情”便不再是那神秘的不可言说,而成为既世间又超世间的敬、畏、诚、仁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历史和思想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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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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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祭祀祖先的时候,好像祖先就在那里。祭祀鬼神的时候,好像鬼神就在那里。孔子说:“如果我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好像没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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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范氏曰:……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可不谨乎?吾不与祭,如不祭;诚为实,礼为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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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从社会历史说,古代“如在”本是“尸”,即以活人(“王”)代表祖先(王之父祖)接受祭祀,并可与祭祀者(其子孙)有交流。可见中国人神共在由来久远,此即巫术遗痕;至近现代,家庭的祖先牌位仍供奉在活人居住的房屋中。中国“一个世界”乃基本传统,充分表现在文化各方面,也决定了哲学面貌。不注意历史而奢谈哲学,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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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心理结构说,两个“如”字,显示既未论证鬼神的存在,也未否证其存在。强调的是行祭礼的时候必须设想鬼神(祖先)是存在着,要求的仍是一种心理情感的呈奉而不是理知的认识或论证。 所以才说,不亲自参加,没有这种心理情感的呈奉,便等于“不祭”。可见,对孔子,祭礼的重要不在仪文、形式,重要的是亲身参与以获得这种心理、情感和素质。《礼记·祭统》说:“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荀子说:“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礼论》)等等,都几乎是同一意思。整个《论语》谈到祭祀,强调的都是这种内心情感,以此而论证外在仪文和礼制的来由和必要。这虽然颠倒了历史真实,但足见注意心理结构即人性情感的塑造,是孔子所奠基的儒学特征。上帝鬼神作为情感呈奉、依托、归宿的对象,而不是理知论证、逻辑推演(如西方中世纪神学和哲学对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的对象,乃孔门“教义”。但此种情感又仍有理性因素于其中,并非“正因为荒谬,所以我相信”的反理性的情绪态度。 巫术仪式本极容易导致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以及这种狂热情绪的培育开展。至今民间某些“巫婆”、“神汉”仍如此。孔子远在两千年的这两个“如”字的分量和意义就在这里:它指向中华民族某种特定引理入情的心理塑建。各文化都培育情感,关键在于如何培育和培育何种情感即何种情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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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王孙贾 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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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王孙贾说:“与其巴结天王爷,不如巴结灶王爷,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对。如果得罪了天王爷,再怎么巴结祈祷,也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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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天,即理也;其尊无对,非奥灶之可比也。逆理,则获罪于天矣,岂媚于奥灶所能祷而免乎?言但当顺理,非特不当媚灶,亦不可媚于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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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章异解甚多。王孙贾大概自比于灶王爷,要孔子附和他。朱注把这提升到“天理”远高于人世的“奥”、“灶”。由此又一次可引出“从道不从君”等等含义和问题。在儒学中,道统(可以“师”为代表,德尊)与治统(以“君”为代表,位尊)、皇帝与孔子也仍有相当紧张的关系。究竟谁为优先?此外,君臣(忠)与父子(孝)之间也有紧张关系的一面。孟子有舜负父逃亡的推论设想,宋代的“濮议”,明代世宗的“嗣统”,以及孔庙祭祀、封号的规格,等等,都是儒学大臣们与皇帝抗争得极为热烈甚至被“杖死”多人的著名事件。原典儒学来自氏族社会的民主遗风,在后世专制统治下如何适应,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其起伏升降,值得注意和研究。将儒学概括为专制帮凶(从谭嗣同讲“唯乡原工媚大盗”到今天的反传统激进思想)或民主战士[将“治统”(专制)与“道统”(民主)截然两分,强调其对立对抗,如今日的“现代新儒家”]均失之简单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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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以“理”注“天”曾引起不少非议,有人指出“祷于天”并不是“祷于理”。 由此倒可见出,“天”之所以不能等同于“理”,正在于仍保有情感性的因素在内;它虽然已自然化、理性化、非人格化,但仍潜存着原始巫术中为人所敬畏崇拜的神的遗迹,它直接与人的情感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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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子曰:“周 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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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周代积累和总结了夏、殷两个朝代的经验成果,礼乐制度多么完美文雅呀。我遵循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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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监,视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视二代之礼而损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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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注》:监,视也。郁郁,文明貌。孔子改制,取三代之制度而斟酌损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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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可见孔子既非复古,也非革命,乃积累进化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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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 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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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走进太庙,每件事情都问。有人说:“谁说鄹县那个人的儿子懂得礼?他走进太庙,每件事都要问。”孔子听到后,说:“这正是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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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鄹,鲁邑,孔子父叔梁纥尝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礼闻,故或人因此而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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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包曰:太庙,周公庙。夫子不知故问,然云每事,容亦有所已知者,今犹复问于人,故为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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