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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子适卫 ，冉有 仆。子曰：“庶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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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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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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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到卫国，冉有赶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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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有问：“人口够多了，下步该怎么办？”“富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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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富裕了，又怎么办？”“教育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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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康注》：孔子虽重教化，而以富民为先。管子所谓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此与宋儒徒陈高义，但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者，亦异矣。宋后之治法，薄为俸禄，而责吏之廉；未尝养民，而期俗之善。……盖未富而言教，悖乎公理，紊乎行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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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孔子主张“富之，教之”，并且是先“富”后“教”。孟子说：“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管子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种似乎是常识性的政治观念，却常常为后世真假道德主义所忽略或轻视，反而把人们弄糊涂了。从宋明理学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忘记“庶之，富之”的前提起，一直到“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岂不都如此？以生产工具（科技）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和以培育人性（心理）为核心的教育发展，本应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真正的硬软两手， 对今日和未来尤其如此。中国近百年来对此两手都不重视，而集中精力、才智于军事、政治，这当然有主客观许多复杂原因。至今始有扭转，开始经济挂帅，但教育之仍不受重视，依然如故。今后或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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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之，富之”，仍然是居第一、二位。宋明理学高谈心性，大讲“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以及周敦颐不除庭草以存天意等等，都停留在精神、道德层面上，而不知“生生”首先就是“人活着” 的问题。我这个“吃饭哲学”一方面被那些奉阶级斗争为圭臬的左派马克思主义所抨击，另一方面也被奉道德形上学为圭臬的新儒家所反对，斥责我是“庸俗化”了马克思和孔夫子。其实无论是马克思或孔夫子，都很重视人必须吃饭才能生存（即活）这个简单事实，庸俗云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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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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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如果有用我的人，一年便可以搞得差不多，三年就会很有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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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期月，谓周一岁之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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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看来孔老夫子并非谦谦君子，假作谦让者。有时仍作广告，自介绍，岂不同于今日之竞选政治？有人怀疑此章非孔子言。其实《论语》全书五百章，其中从思想到风格大有出入差异者甚多。不出于孔子者恐不少，但如《前言》所云，既已归属孔子名下两千年，逐一甄别，不甚必要，亦不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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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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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好人管理国事一百年，就可以消除各种暴行，去掉死刑。’这话不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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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为邦百年，言相继而久也。胜残，化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去杀，谓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杀也。盖古有是言，而夫子称之。程子曰：汉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几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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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可见均须渐进，暴力不能立即消除，死刑更不可立即废止，即使“善人”、“圣王”为之，也需时间，这是一个漫长的进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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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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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如果有圣王兴起，也一定要三十年才能使人都有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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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王者，谓圣人受命而兴也。三十年为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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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仁是“仁心”还是“仁政”？似应为前者。但均不可能一蹴即就。特别是使人均有仁心，端赖教育，虽“圣王”，也至少需要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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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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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己，搞政治有什么困难？如果不能够端正自己，又怎么能够去端正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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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正义》：政者，正也。言为政当先正其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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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还是那个伦理政治。如此多次地反复申说，正是助成后代道德主义的重要张本。程颐劝宋哲宗莫折柳枝“以伤天意”，刘宗周以“陛下心安则天下安矣”答明思宗如何退贼救国，均为千古笑谈，未始不来自此也。大皇帝根本不是小氏族首领了，伦理与政治早已分途，“己身正”如何会使天下人“正”呢？“孔孟之道”当时就行不通，更何况后世？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但前人很少从历史社会背景指明这一点。当然，这又并不是说执政者“己身正”不重要。有“治法”也仍需有“治人”。何况乎尚有个体对宗教性私德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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