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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如今宴请、佚游，却大有益处。特别是旅游之乐，已成为今日生活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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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孔子 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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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事奉君子容易犯三种过失：还没到说话的时候而说话，这叫急躁。该说话而不说，这叫隐瞒。不看脸色、情况而说话，这叫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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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集释》《荀子·劝学篇》：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君子不傲不隐不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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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虽谈话应择时择人，视情况而定，“处世哲学”乎？其意蕴实在于人须意识自己即活在此种具体状态中，并非一抽象而空洞之实存或Dasein。整个孔学不离具体情境，其形上意义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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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孔子 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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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君子有三种警惕戒备：少年时代，精力不稳定，要警惕性生活放纵。中壮年时代，精力旺盛，要警惕争强好斗。老年时代，精力衰退，要警惕保守和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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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血气，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阴而气阳也。……范氏曰：圣人同于人者血气也，异于人者志气也。血气有时而衰，志气则无时而衰也。少未定、壮而刚、老而衰者，血气也。戒于色、戒于斗、戒于得者，志气也。君子养其志气，故不为血气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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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朱注甚好。“血气”、“精力”包括身体和心理，特别是老人贪恋已有之名位利禄，患得患失，迎合当朝，丑态毕露，虽白发岸然的名学者亦不或免，今屡见之矣。“得”亦可作满足解，即老年人不应满足已有之成果而能奋进不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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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孔子 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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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惧怕：怕天命，怕王公大人，怕圣人讲的话。小人不懂天命，所以不怕，轻视大人，嘲笑圣人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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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集释》程廷祚《论语说》：大人，谓当时之天子诸侯也。……君子之畏之者，岂为其崇高贵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职，则皆天命之所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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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解》：畏者，戒之至而亦慧之深也。禅宗去畏求慧，宋儒以敬字矫之，然谓敬在心，不重于具体外在之当敬者，亦其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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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是今日争论问题之一。孔子如此畏“天命”是屈从于命运吗？孔子是勇士还是懦夫？孟子不就公开地说要藐视“大人”吗？孔子却“畏大人”。这不是尖锐的矛盾？看来，这只能作历史的解释：时代不同。在孔子的时代，“王公大人”虽已没有德行，但还有一种似乎是“天”授予的崇高地位，赋有神圣的职责任务，从而足可敬畏，这是巫君合一的传统。“天命”也一样，是传统的巫术礼仪的观念。殷周铜鼎上之饕餮雷纹，均显示此“畏”。此种原始情感，由文化的渗入而转形理性化，成为儒学的“敬”。“敬”乃人性情感心理，此处三畏似均宜作“敬畏”之“畏”解。它是“敬”的极度形态。儒学伦理之所以总具有某种形上的深沉宗教意味，即来自此“畏”。 “敬畏”排除了原始巫术、奇迹、神谕等等具体仪式活动，而留下其严重深厚的“宗教”情怀，这是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重要特征之一。因之，此“天命”一如“五十而知天命”章，并非特定外在超越对象，而可释作对自己存在及其有限性之深沉自觉（自意识），从而敬而畏，即在此有限性中更感生存之价值、意义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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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孔子 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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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生来就有知识是上等；学习而后有知识是次等；遇到困难再去学，再次一等；遇到困难仍然不学，这样的人就真是下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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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杨氏曰：生知、学知以致困学，虽其质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学之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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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朱注强调学习。当然并没有什么“生而知之”。孔子就否认自己属于这一等：“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章）否认全知全能、“天纵之圣”，指出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可有缺失，这是儒学基本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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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 孔子 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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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要考虑看清楚了没有。听，要考虑听明白没有。面色，要考虑是否温和。态度，要考虑是否恭敬。说话，要考虑是否忠诚。办事，要考虑是否认真。有问题，要考虑向人请教没有。生气，要考虑是否引起麻烦。看到能获得什么，要考虑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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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康注》：视明则无所蔽，听聪则无所壅。色见于面者，忌冷而贵温。貌举身而言忌慢，而贵恭忠，则言精切。而竭尽敬，则事详审而不败。问则疑不蓄，思难则忿必惩，思义则得不苟。九者，盖皆人事之要，日用之常，以此日省，可谓近思。孔子示人检身思虑之法至为详明，为人格中不可少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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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非常具体的生活规范，这也就是“礼”。“礼”确乎管得太广，也太严，连言语、脸色都管束。难怪现代国人和西方人不喜欢孔子，而倾心于一任自然的道家。然而，连弗洛伊德（Frued）也指出，有规范、有抑制才有文明。中国的文明成熟极早，原因之一即在此巫术礼仪用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对人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言行举止，加以各种非常具体确定规范的缘故，在残存古记录的汉代《仪礼》中可见一斑。这种种具体的礼制、仪文、标准均早随时代变迁而更易，今人不必谨守传统仪文、规矩、观念（包括孔子教义在内），但由孔子和儒学强调“礼”作为社会群体生存规范这一基本观念，毕竟不可废弃，“虽百世可知也”。 本读尝引康注，似有所垂青者。盖拙意以为康有为乃现代用夷变夏、西体中用之“罪魁祸首”，其“西体”在《大同书》，其“中用”则《孔子改制考》、《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春秋董氏学》以及各种经注，康希望在中国传统中以转化性的创造，找出一条现代化出路。 尽管康本人造作武断（此朱熹亦不能免，如编造道统而以周敦颐为首等），学术漏洞极多，但毕竟有所而为，与后人曲学阿世，性质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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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 孔子 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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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看见善良，像赶不上似地去追求。看见邪恶，像手碰到沸水那样去避免。我看见这种人了，我听到他们讲话了。隐居起来以保持自己的志向，出来便实施正义而行得通，我是听见这样的话了，却还没看见这样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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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集释》《皇疏》引颜特进云：好善如所慕，恶恶如所畏，合义之情，可传之理，既见其人，又闻其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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