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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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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为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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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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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覆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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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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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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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又象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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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问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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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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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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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于夫子”,都城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在《洙泗信录》据此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著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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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那么,这里后编定者是谁呢?自唐人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除开和孔子问答之词以外,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还有《学而篇》两章,《泰伯篇》五章,《颜渊篇》一章,《宪问篇》和孔子的话合并的一章,《子张篇》四章,总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国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纪元前四三六年。这是依《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语推定的),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叙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著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的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末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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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语”版本和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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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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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候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采获所安”,号为《张候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嘉平石经》就是用的《张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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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由认为出于王肃之手。这一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论语注》以《张候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我们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候论》。于是怀疑《论语》的人便在这里抓住它作话柄。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有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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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无论如何,《论语》的成书要在《左传》之前,我很同意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公山章》)的主张,我们应该相信论语来补充《左传》,不应该根据《左传》来怀疑《论语》。至于崔述于后代的封建道德作为标准,以此来范围孔子,来测量《论语》的真伪,纯驳,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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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略谈古今“论语”的注释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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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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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今天的《诗经》《尚书》(除去伪古文)《易经》《礼纪》和《春秋》。看来,《论语》是汉人的启蒙书的一种。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的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年)《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现在《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年,《宋史》有传)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年,《清史稿》有传)《经义考》,纪盷(1724—1805年)等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550左右—630年左右。《新唐书》对他的生卒年并没有明确记载,此由《册府元龟》卷九十七推而估计之)《经典释文序录》和吴检斋(承仕)师的《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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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译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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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基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识,便于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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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二则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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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宝楠(1791—1855年)《论语正义》——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年)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年)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际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当日的好书,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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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树德《论语集释》。此书在《例言》中已有论述,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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