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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的象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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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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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本人述而不作，他的门徒辑其言而成《论语》。孔子之时，上古之学已经受到崇敬，孔子有志于学，但却认为自己的思想不值得载入简牍。孔子周游列国都城查阅文献，裨补其母国典籍之阙漏，增益其史礼之学识，更博闻广见，阅读了大量当时被崇奉研习的典籍。不过这些典籍文献大多毁于公元前3世纪的兵灾政祸。[27]所幸的是，简短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还是使我们拥有了一些初周之“书”，它们有的完整，有的些许缺失，但还是和流传至今的面貌大体相若。其中有《易》（或《易经》）、《诗》（或《诗经》，魏礼〔Arthur Waley〕将其译为《歌集》）、《书》（或《尚书》、《书经》），还有大量关于礼仪活动的描述和解释。[28]这些既是人们研究探寻的对象，也是人类智慧富集的宝库，更是注释学统的呈现，我们驻目于此，就会看到上古中国是怎样一个书写之邦，一个用文字建造不朽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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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繁的典籍中，《易经》对中国思想一直发挥着最持久广泛、充满活力的影响。如今它已经成了世界文明不可缺少的要素，当然，这其间《易经》也在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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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1702187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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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易经》与中国人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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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断语利见都不能尽言《易经》的重要性。《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体现了周人传统的卜筮方法和观念，这和商代利用骨卜的方法是不同的。[29]《易经》昭示了一种令人惊异的宇宙观，一种关于人的潜能的哲学：人在宇宙运化之中拥有主动创造和自由的潜能。当代的一些思想家发现其中蕴涵着可贵的价值，例如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易经》对于探索无意识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易经》的卜辞（不包括《易传》）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周朝的口头传统，最迟于公元前7世纪形成了今天所见到的文本形式。从孔子之时，人们就对卜辞和其他部分不断增益，[30]《易经》伴随中国文明成长、臻熟，作为哲学，它成为后世历代思考和创见的源头活水。随着中国哲学视野的日益拓展，《易经》总是能巧妙地适应中国思想的各种诉求。但是，《易经》绝非仅仅如其他文化里的那些“智慧之书”，其价值顶多是从日常事理中提炼出来的东西。[31]而《易经》远非如此，为了能言说更多的涵义，它的言语读起来飘忽，实则是对心智深处的玄妙意识。它既不简单，也不直乏，它言辞的游离闪烁正是其目的所要求的，下面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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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卦：恒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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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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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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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当然只是这一卦的卦爻辞的一部分，援引这段只是要展示《易经》语言的特性。一个人如何妙用这种表述风格的思想？我们能把它看做无稽之谈弃如敝履吗？在中国的历史上的确有人心作此想，但最精察审识的思想家却始终看重理解和运用《易经》，这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先哲的特点，历朝历代都在强化《易经》的核心地位。[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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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应该郑重地把《易经》看做中国人心智的最早结晶（就其普遍性的特质而言也是人类智识的结晶）。我们要领会是什么从古到今一直让中国的哲人思客如此痴迷，并且将它视为检验中国特质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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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作为古代文献对我们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传达了一种最早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后来更加完善清晰。西方人却很少认识到中国人的这种世界观，并且仍然没有正确地给予关注，而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关于中国的大多数著作中，这种意识就更少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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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1702187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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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有机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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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西方人误解中国世界观的基本性质的过程，更能说明一种文化理解其他文化的方式，以及一个人在理解其他文化时所运用的自己的文化元素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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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欧美人坚持一种未经检验，而且也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假定：所有民族都认为宇宙和人类是外在的造物主创造的产物（直到上个世纪，现代科学和西方思想仍然主导着全世界的宇宙论）。由于把假定的基本类比当成事实，西方人在翻译中国典籍时依赖的是用我们自己文化的表达，进行似是而非的比附，并且以此机械地解读中国典籍，这满足的不过是西方人喜欢在其他文化中听到回声的癖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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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7世纪的人以及后来的传教士认为孔子对基督教真理曾有过暗示，这真是一种“近视”（正如历史上对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作用一直评价的那样），就像阿奎那看待亚里士多德一样。20世纪的历史学家如果仍继续这种短视是不可容忍的。应该取而代之的是种更富趣味的探索：在摆脱了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之后，通过对中国宇宙观的客观理解，我们对中国将会有怎样新鲜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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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来者而言，他最难以发现的是中国没有创世的神话，这在所有民族中，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原始的还是开化的，中国人是唯一的。这意味着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类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这正是一个本然自生（spontaneously self generating life）的宇宙的特征，这个宇宙没有造物主、上帝、终极因、绝对超越的意志，等等[36]。即便中国的这种信仰并非一直如此，至少其他类型的信仰没有在中国后来的思想里留下印记，甚至在中国历史发端的时候也没有。中国其他独特的宇宙生成论（cosmogony，对宇宙起源的解释）显示了，中国文明在和华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遭遇中[37]，在和印度、伊斯兰、基督教思想的成功交往中，创世和超越的造物主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灵上都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则以圣贤传统[38]（Great Tradition）之名成为各家各派的共同财富。这些观念广泛濡染着整个中国社会，在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化历史之中，它的主体几无改变，变得只是细节的工巧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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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者杜维明在一篇文章中回顾了这一看法，并力图纠正，他说中国世界观的独特性与其说来源于创世思想的缺乏（他认为中国在文字产生之前可能有创世的神话），倒不如说更多地源自创世这一概念的另一部分含义：有机的整体和万物的相关（organismic wholeness and interconnectedness of all being）。他写道：“……表面上看，中国历史文化中缺少创世神话，实际上下面有一个对现实更基本的假定：这个现实就是存有之万象是有机关连的。”[39]在他看来“本然自生的过程展示了三个基本机制：连续性、整体性、动势性”（continuity, wholeness, dynamism）。他对这些思想的展开正是新儒家的本柢，引起了众多新儒家的关注。这说明了有机宇宙观对后世仍然重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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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杜维明完全赞同西方人很难搁置自己继承的犹太—基督教式的创世论前提，来理解迥然不同的中国宇宙生成论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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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德（Derk Bodde）总结评析了古代中国与创世相关的神话（下限至公元前3世纪）。他说，在所有中国上古的神话以及能流传至今的神话中，只有盘古开天能算得上真正的创世神话。但在上古时期，中国人是否熟知这个模棱两可的神话都很成问题。为什么今天这个神话却变得如此重要呢？很可能是因为，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总有人问“中国的创世神话在哪儿”，询问者假定了所有文明都会按照他们的方式来解释世界的存在。忖度了西方人的需要之后，中国人找出了盘古开天的故事作为一个顺手的答案。但是我们必须记得在传统文明之中，这个问题并不是非要回答的，中国人也没有为了回应外来问题而梳理其核心观念的传统。卜德指出盘古传说在中国出现得很晚，直到公元3世纪才有最早的记载，而那时中国独特的宇宙生成观成型已久。他还提到这个神话很可能是从印度传入的，在印度有一个极其相似的创世神话。当然，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苗族中，也能找到与印度神话平行的中国版创世神话的渊源。[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