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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接受的伦理完全来自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个体的首要责任就是对家庭的责任，然后渐及宗族、乡里、国家、天下，而个体的责任也依次减弱。从家庭到天下整个层级结构都由天地的道德秩序和谐地统一起来。政治对孔子来说，就是伦理向社会的延伸。孝（filial submission）是德行之首，忠君爱国（loyalty）始终都不能逾越孝，即使是在后来实质上并不宗儒的帝国里，也得接受孔子的这些原则。《论语》里的大部分言语关涉伦理，是否把人伦作为一个人本社会（human-centered）里的首务，是验证是否是儒家的试金石。譬如有人争论荀子是法家，汉代王充是道家，我们只要拿上面的试金石一触，他们的儒家身份便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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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具有“现代思维”的人频频陶醉于这个推断：既然孔子的伦理体系的根基是世俗的，那么孔子就是一个全然没有宗教信仰的人（wholly irreligious），或扩而言之，儒家文明跟宗教是无关的。这个推断是不成立的。[91]孔子的确宣称过他不教授关于怪力乱神的知识，他对此类问题有个广为人知的回答：“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对一个人来说，此时此地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不过，这不等于孔子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无用的废话（sheer rubbish）。孔子告诫人们在祭祖和国祀时，要“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如”似乎有神或许不“在”之意，也或许指神未必一直逢祀必“在”，也或许是孔子在说自己并不知道神是否真的存在。但无论如何，祭祀须用敬。[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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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本位的社会系统长久以来就形成了祖先崇拜，伴随形成的还有各种大众宗教和国家的偶像崇拜。孔子接受了这些事物，让人们自行决定他们的宗教信仰。[93]儒家的训诫在之后数千年间和其他宗教相安无事，直到遭遇了犹太—基督—伊斯兰的一神教传统。那些完全皈依的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儒家传统中的一些观念。但绝大部分中国人对一神教的信仰还是相当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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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劝诫人们遵循的伦理生活与中国的古老传统天然地匹配，他没有创造什么存在于他处的天国，他所希望恢复的只是一个类似殷实太平的尧舜之世（Golden Age），一个人的文明时代。商周人铸造青铜器或纪念分封，或用于祭祖，上面的铭文表达了缅怀先祖、吊唁友朋的情感，这也是孔子所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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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遵守伦常不是为了升入天堂，或拯救灵魂，也不是为了善报（这种回报幽渺无常难以服人），而是人的本性使然。伦常就是一种亲身的践行，去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即便这种践行会让人遭遇困境，思想健全者也应该坚持，因为德行本身以及德行带给人的快慰就是人生的鹄的。人要成为道德上的楷模，他的家人和宗族将牢记他（她）的声名和意愿，[94]他（她）将因此而不朽（immor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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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伦理系统中，个体因追求道德的进阶而受到鼓舞，他将为家庭和世道的利益而抉择行藏。带有个人中心色彩的（egocentric individualism）道教和后来的佛教，在儒家看来就是自私的典型，因为他们抛弃伦常，失去了人之为人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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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倡导的最重要的德行就是“仁”，这是个人修身的第一要义，也是“君子”最重要的品性。仁被译成慈（benevolence），爱（love），善（goodness），良知（human heartedness）都各得一面，就如同儒家的所有德行一样，如果不被亲自践行，所有的道德都是没有意义的。所谓仁，就是为他人的福祉着想，从人性的角度考虑他人的处境。理想的国家应施行仁政，一个关注基本社会需求的国家就无需铁腕统治。孔子是一个治国的理论家，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统治者，其后的儒家胸怀治国安邦的责任感，深信仁之为政的理想，他们砥砺自己实而行之，如遭菹止，便深为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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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之外，最重要的德行是“智”（通常译作wisdom）。儒家所说的智并非仅指知识，而是一种整体的心智（integrating mind），不但要知道是与非，还要能行所是、去所非。儒家思想强调每个人凭借自己的智识进行判断抉择，而不是因为遵行法律，[95]故而，明智多识是非常重要的。仁、智之外，就要数“勇”最重要了。它要求人们有责任在任何环境下都要自己判断何为正确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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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还有一些品德，都可以从诚信之心、羞耻之心、利他之心（trustworthiness, a sense of shame, altruism）三种品质中派生出来。中国文化中唯一一个独特的品德就是礼，或说合礼，通常译为propriety，礼也是在后世儒家中引发偏重和诠释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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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对仁的表述和对礼所包含的社会规范的遵循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96]偏重其一而偏废其余，恰说明（或说暴露）了孟子和荀子之间的部分分歧，同时也延续了儒家思想内部的标志性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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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政治思想要在乱世中寻找秩序，问题是：治世从哪里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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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是儒家，而是对上古中国的整个思想界，一个典型的答案是：在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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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尧舜之世，始于个人。人心是治变的门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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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核心文献《中庸》，成文于公元前5世纪，是在孔子去世之后。据说所载为孔子之言，其中有一段，明言了人心与治政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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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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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大学》中，也有一段文字载孔子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98]儒家典籍中这个观点屡见不鲜，文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是我们自己造就的，只有人心能导致更好还是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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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强调人类的心理以及对心理因素的洞察，这很能明证一种观点：中国哲学就其一般而言，是心理哲学（philosophy of human psychology）。尤其是在儒家的事物框架里，心灵对道德影响极为敏感。因此修身就是要受先贤等道德楷模的伦理熏陶。最好的政府要依靠道德感召（moral suasion）。理想的国家不靠强迫，而是引导。为政者如风，服庶民如草，民所服者，是人，而非法。[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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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很不可信的，它能使人机诈，诱发恶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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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为政者，发挥其个人道德力量的影响，滋育人心中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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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需要一些普通的法律，彰明其规矩制度，但施政不可能全靠法律的严格推行，其效力远不及国君治吏的以身作则。完全仰仗法律并强力推行的君主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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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完全采取人治而反对法治的态度，这是因为孔孟都未曾执掌政务。荀子仍然坚持这个理想，但加以修正，以适应行政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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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对法律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把法律视为拘束行为的工具，以及施政者逃避教民化民和以身作则之义务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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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代学者已经将之看做中国进入帝国时期以来不信任法律的政治缺陷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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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法并不是那种超越的法（transcendent Law），其政府也不是法的政府（Government of Law），在后者中，法是高尚而不可侵犯的，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体现了非人格化的公正的准则。而中国古代的法律只是国家的工具，为了适应君主的方便可以擅改，而不付出太大的道德代价。[100]这就是儒家对后来法家的批评（见第七章），这些批评并非不公。中国文明似乎不大可能生发出对法的那种理解，也就是古希腊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对法的观念进行过的哲学分析，法是作为一个权利和义务的体系，本身就具有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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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种方式从来没有产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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