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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为此责备儒家，还不如更现实地说：正是由于缺少那种法律发育的前提，孔子和他的追随者们才能竭力创造伦理规范，培养强烈的社会意识，这才是保护社会和个人利益的力量。作为史家和仕人，他们的关注点就是希望能够改进制度，这正是一个好政府的利民精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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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关于为政的方法有两个关键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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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名实的一致。他称之为“正名”。名不副实是上下失序的明证，结果就是礼崩乐坏。名暗含着实，如果实丧失了，那就证明了人的缺陷。政治之方就在于此，存续名实就是存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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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名，就要让名不副实的人意识到这种错位的羞耻，感之以德，从人心上匡正时弊。“君”者之名就包含了在德行和政治上都须匹配的实质，因为他的言行都体现了王者之实。如果他做不到却依然称之为君，那就固化了这一错位。[101]如果被提醒后，他能努力践行王道，他的“臣”也就可以因循之成为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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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父”之名也必须符实，否则就不配被称为父亲，只有名实相符，“子”才能成为孝子。这四者：君臣父子之名如果能施用于一个没有名实变乱的社会，国家、天下就会拥有完美的秩序。正名也就成了匡扶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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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是非要偏执地按照最适合的名称来称呼人们，他对当时的国君仍称之为君——尽管没有一个符合“君”之名的。他的方法是将历史精妙地用于教化。文典正辞对社会趋善去恶影响绝大，种种深意需要遣词笔法来达到。[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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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还很难断定，孔子是否曾亲自注释古籍、编定鲁史，但运用这些文献进行教化、纠偏名实变乱的传统明白无疑是源自孔子的先例。这仍然是儒家传统的一个定见（preoccupation），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有问题的，那就是因为道德目的而妨碍了鉴赏文艺的价值。不过把记录历史作为一个研习的科目并且保存下来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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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民族历史中，中国人对其历史经验的记载是最为广泛详尽的，虽然现代学者希望了解的那些社会方面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儒家主导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非常重视历史教训，其作用就如同其他民族中的神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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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中为政的第二个方法是先富之、再教之、最后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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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待伦理的物质基础是非常现实的，饥饿之民不可能知礼守节，所以国家首先要提供基本的民生，不能榨取和挥霍。此后，政府方可用道德典范和教育对庶民进行塑造。而只有教化实施了，才能顾及政治本身的目的，而且这也要在有限的幅度之内，不能成为人民的负担。[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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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儒家有这样的立场，但他们的确信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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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没有什么行为比出仕更有价值了，他们是入世主义的，始终摩拳擦掌，想要对现实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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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纪的道家哲人庄子取笑他们不停地劳碌，恭谨地恪礼，迂腐地正名，不懈地谈仁宣义（altruistic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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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以庸儒形状来漫画孔子很容易变成谬论。大多数中国人以及两千年来的统治者们都在依据自己对儒家文本的理解，努力实践着孔子的原则，他们都牢记着这位圣人伟大的实践道德（practical common sense），并从他对人性敏锐的观察中获益良多。孔子对中国文明持久的贡献就是：将各种现实的要素融会到对生命之高贵的不懈鼓舞中。这一点是如此的持久，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而同时孔子自己仍然毫不含糊地保持着合情合理的人性，抵抗着后世对他进行的居心叵测的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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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中国人，不论是有文化的，还是目不识丁的，只要他们成长时曾学习过《论语》，平日里援引过《论语》，总会感觉到孔子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背后守望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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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真如此，中国人就是和一个仁厚、年长的魂灵共同生息，一个人们可以和他促膝款语、一同诙谐的魂灵——而不是一个令人战栗的魔鬼。[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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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能像这样既凡而圣，真乃人类最稀罕之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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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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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cius是孟轲（公元前372—前289）的拉丁文形式，他生在鲁国左近的一个小国邹国，邹国在文化上也深受鲁国的熏陶。孟子可说是儒家思想谱系中仅次于孔子的人，被称为“亚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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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孟之间，儒者中无人能执言鼎，孔子门徒各据师教之一端，常常沉溺于细枝末节，只能管窥，不见全豹。这些门派沿着各自师承谱系并行发展。周代末期的记载中可区分出三四个儒家派别。有的派别强调孔学中的孝道和德行伦常；有的派别研习仪礼，将仪礼作为正式的宗教活动遵行，比之孔子更为严格、更为整饬；有的派别则专注于政治；有的派别以其思辨和形而上的特点而为世人所知。孔门各派各有所秉，对于孔子思想的发展亦有裨益，也显示了儒家的生存活力和对迅速发育的中国文明的适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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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生逢此时，他本人就是当时一个新儒者的典型。儒学本是以传授为特征的学派，但有教无类，并没有成型的教育方法，直到孟子，才真正使“师”成为一个职业，“进学”才成为立业的前提。由于儒家之学就是指读书而研习之，世人开始热衷于传抄书籍、辑释辩难。虽然哲学讨论仍然是口头的，但“作”者的观念已然出现。儒家之外的其他思想派别先后展露，不论是在庙堂还是在闾肆，都能听到哲人的辩论，若在庙堂之上，就能耸动一国之政，若在闾肆之中，亦能博人解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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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哲学黄金时代的巅峰，此时社会形式催生了百家争鸣和自出机杼，当然这“机杼”（originality）有一个限度，那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元性（monism）。古地中海文化是极其多元的，因为各文化之间交流频繁，思想也能迅速传播。而古代中国则相反，他们对其他发达文明几乎一无所知，直到五百多年后通过西来的佛教才对印度有了一些含糊、虚渺、失真的认识。而直接遭遇则是在19世纪，西方人从那以后给中国人的心灵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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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先秦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单一文化的独立世界，但在进入帝国社会前的几个世纪，还是产生了后世罕见的多样性。诸侯列国堂而皇之地竞揽贤能、竞利其政，前代一成不变的世袭社会土崩瓦解，而社会阶层的流动则日益汹涌。列国中，除了一两个国家曾拥有短暂的正统地位之外，其余都无主从上下之分。诸子百家之间的论辩也就无所忌惮、天马行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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