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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同时发现的《道德经》及其他文献，被学者视为法家和道家的融合，为政府强烈的国家主义和实行主义者（statist and activist）提供思想资源。[139]这大概可以看做是道家哲学所能生发出来的最长枝条，就像后面第七章所说的，这是一种诡异的杂糅，如油混水，但却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法家治国之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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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这些新发现大大拓宽了我们对帝国早期政治思想的认识。无论它代表的是道家最初的本来形态（看样子不大可能），还是后来的一种蜕化，这些文献都是令人深思的，很多学者已被这些谜团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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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道德经》是各种元素的奇异拼接。一个层面是道家对人世和世界的一般看法，另一个层面则是对治国的指箴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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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绝大多数严肃的读者而言，《道德经》是玄奥的诗歌，用以激发那种超乎语言的体验。所以《道德经》的语言刻意地暧昧、迂回，尤其爱用悖论和奇异的对照促发人们思考。一些学生这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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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之所以有这么多译本（且逐年不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语言既让人着迷，又让人沮丧。中国古代语言的多义性和概念的灵活性使其语义既暧昧幽晦，又启迪不断。很少有哪一句的意思是豁然明了的。只有反复温读才有可能对全书的旨意有通贯的领会，才能将单个句子多变的意思固定明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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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首句就明白无误地向我们显示，我们对确定性的把握要非常灵活。首句一共有六个字（道可道，非常道），其中三个是道，分别指“路”（guide，名词；动词），“说”（practice，名词；动词），“道理”（reason）以及其他诸多意思。当这段话在你嘴里反复涵咏之后，你就会非常明白：道的含义决不会在语义逼仄的河床上温顺地流淌。我的一个同事曾经十分高兴地讲出了他对这句话的翻译：The Way that can be expressed is not the constant Way.就我所见的出版物中，还没有哪个翻译比这个更精准，或许唯一能有所指摘的就是：这是一个感性的翻译。不过，这个同事对这个翻译仍然不满意。[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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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独特的言说方式、富于节奏的语言，都是精心巧思的结果，它深深镌刻在人们心中，并重现在人们的语言中。这本书如同给中国文化施了咒语，其魅力贯穿整个中国历史，诱惑着一代代学人深习隽解，而对其思索诵记者更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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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的思想、语言对中国文化的经验有着持久而深入的影响，足以同孔孟之学比肩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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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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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周（即人们熟知的哲人庄子，公元前369—前286年）是一个完全真实的历史人物。楚王召他做官，他却不想被仕途污染。他同其他哲人辩论，幽默地鞭笞他们，他乐于此道，但其实并不认为辩论可以证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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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机智敏捷，对语言的驾驭炉火纯青。他撰写哲学文章阐发他的思想，其中充满了玄幻和幽默，又善以反讽论说。这些作品因其卓越的想象力而备受瞩目，足以成为不朽的文学瑰宝（即便其重要性不如作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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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由三十一篇组成，每一篇翻译为英文后大约十几页。[141]尽管其中的部分篇章被后人篡改增益，但其核心部分还是被学者公认为庄子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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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出发点正是《道德经》中的思想，但庄子的思想走得更远，他的文章应该被当作哲学论著来读。庄子将前驱的思想充分展开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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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的字里行间总是那么玄奥隐晦，以至于常可作多种理解；《庄子》里单个的句子，其意义则很少模棱两可，但其整个段落的意思却颇费揣度。《庄子》里的每个部分几乎都既可以当作文学，也可以作哲学，而且不论在哪个层面，都具有隐喻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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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对于道家，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想象力平庸的读者将道家思想庸俗化（vulgarization）。道家经常用精心构思的比喻来暗示其精妙的思想，如果这些比喻被误读，那道家哲学也就头踵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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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庄子常常谈到养生的必要性。在当时，养生有既定的含义了，与各种身体方面的训练有关，包括服食、导引、着意于自我催眠（self-hypnosis）的吐纳以及房中术等。[142]庄子利用当时的这些观念来言说另一种“养生”。他的意思并不是逆自然而得长生、超众俗而修异能这些庸俗的观念。庄子奚落按字面意思运用那些修炼以达到违逆自然的目的，但是他的表述用语微妙，让那些思想简单的人很容易被误导，拿庄子的话作为权威，去支持和庄子截然不同的观点。道家哲人一直认为，庄子的思想只有哲学上的目的，[143]他谈到身体训练有助于人的专注（concentration），其旨趣只在于心灵的澄净。而道家的世俗化则开启了这样一个问题：人是应该在顺应自然中寻找成圣（sagehood）之路，还是应该超越自然获得长生和神通（immortality and supernatural powers）。[144]尽管庄子所言明白无误地指前者，但他的著作并非是供百姓阅读的粗浅读物，所以他无法阻止人们朝着别的方向理解。抑或庄子也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寻找对自己才有意义的那个层次的真知（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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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庄子和那些能真正领会他的人来说，身体修炼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庄子既不是练瑜伽的，也不是苦行者，这些方式只会让修道者走向极端和逆反自然。庄子关注的是澄净精神（concentration），通过这种方式，提升悟见的能力，最终以至“观”道，或体道（experience），从而获得玄秘的真知。能够完成这一修行的人就成为了“真人”（true sage）、“至人”（perfected person），逍遥无待、欣喜盈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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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人生目的就是乐生（happiness）。在他的思想体系中，道之外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只有道是绝对的，道是自在、至真、至乐的。而那些我们认识到的相对的自在、知识、快乐都只有相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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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庄子为他们确证了这种智慧，虽然他们并不指望自己能获得这种神秘的亲证，对他们来说，庄子所说的那些相对的快乐、逍遥才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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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哲学对大众传播的观念是顺自然、不违逆人的本性、过素朴的生活。在这个层次上，那些真、善、美的相对标准才是可接受的，但儒家辩称，这些是绝对的，道家的道德相对主义对文明的根基有强烈的腐蚀作用。道家非常赞同儒家的这个观察，并且对儒家的批评非常欣然，因为他们根本对“文明”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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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道家仍然是实践的，它知道与世界（不论好坏，一个“文明化”了的世界）相洽的用处，其唯一的危险就是像儒家那样过分看重人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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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过分注重差异，就会把现实分割成绝然区分的部分。尤其是当被误导的人求知于自身之外时，他就把“我”和“非我”对立起来，这只会造成心灵的混乱。由部分组成的现实，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词儿，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就永远不会去“我”而与道同一。他不仅仅无法认识到自己与道的同一，从而获得“至乐”，而且还不大可能获得对事物的现实认识，也得不到道家那种顺自然、抱素朴之生活所带来的快乐（尽管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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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方法是要齐万物、泯别异，将人们从近切直接的关注中——如此是而彼非之类——解脱出来，将差异看做一个更大的循环中彼此相关联的。不过，这不是要对差异视而不见，区分的能力也是我们的知识（尽管是相对的），我们不是要否定知识，而是要把知识放在其本来的位置上以获得更高的知识。要获得这种更高的知识，就是要“黜聪明”，这是一种超越了知识的知（post-knowledge）。这种知不是人之初的那种蒙昧，或者赤子的无知。知之愈深则越愚（像一个悖论），道家推崇这种“若愚”，并非真的愚钝，其含义是由其对立面来规定的，道家运用的许多概念都采取这种定义方式。大智若大愚。学道家者先是通过知识来看待事物，但这些知识只是关于外在世界中事物的相对知识，他要想获得真知，只能反求诸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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