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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探寻人民的福祉,告诉人们应该激励自己,获得幸福。不过墨子把幸福定义为狭隘的物质层面。他所说的道德是一种算计:一件事情所以好,是因为可以证明它能给所有人带来同样的物质利益。战争是最大的恶,因为人力财力毁灭最剧。正义就是弃绝个人好恶,使高效的生产和公平的分配不受妨碍。音乐和艺术也不好,因为浪费时间、物力、精力,既不能充饥,也不能蔽体。儒家所说的恶只是指偏离伦理上的和谐而不会立刻就恶有恶报;墨家所说的恶是指任何偏离积极生产的行为,因为这是对天的冒犯,一定会遭到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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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天对所有人的爱都是等同的,所以人们也应该对所有人给予同等的爱,即兼爱(universal love)。[151]兼爱是墨家理论中最基本的信条。墨子大概吸收了孔子“仁”的理想并将其扩展,进而将其重新定义为爱的一种社会属性——对所有人都给予无差别的关爱。这是墨家最震惊儒家的地方,这是对家庭优先(family priorities)的否定。墨子的理想听起来似乎更宏伟:平等地爱所有人[152],于是天下所有身为人子者对待老人都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儿子不需要对自己的父亲给予格外的爱护和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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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儒家的理想更符合人们的期望,儒家的“爱有差等”与孔子理想中的等级社会是一致的。同样墨家兼爱的理想也清楚地预想了一个组织严密、崇尚均等(egalitarian)的社会。而这个社会也只有通过这样的组织才能实现。[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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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的宗派在东周晚期的全国各地兴盛了两个多世纪,形成了众多的“国中之国”。墨者的组织有自己的领袖,叫钜子。理论上,钜子由公认为能力超卓之人担当,但实际上是通过在核心组织中一步步爬升上来的,其原则同美国的工会选举领袖相似。一旦领袖从等级体系中被推举出来,其他成员就要服从。在墨者组织内部,钜子的规矩高于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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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在经济上的自治自理,对家族利益的否定,同诸侯国之间的潜在冲突,这些因素都大大降低了其生存的几率。但事实上让墨者们最为踬踣多舛的是他们的另一种品性:助弱抗暴。不可阻挡的秦国在公元前229到公元前221年间完成了最后的荡涤,在结束了战国时代的同时也造成了墨者的绝迹。秦国大军在碾碎其他侯国徒劳的反抗过程中,或许同时也大批地粉碎了墨者们的组织。有些学者提出的见解非常耐人寻味:墨者们的余绪反映在秦汉之际的游侠之风中。罗宾汉式的游侠和帮派不羁于法律,但心中却秉承着一些社会道德(social consciousness),他们心中的这些道德、原则大概就是从墨家的思想中汲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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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关联只是一种推测,我们能确证的只有:墨者们的文字留存着,但墨家学派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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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世纪,由于把墨家的文献当作哲学研究的对象,[154]对墨家的兴趣才复兴起来。而此前的漫长时间里,事实上墨家思想在中国文明历史中已经湮灭无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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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断定,在先秦的思想和文化环境中,墨家最不寻常的特点就是它对最基本的心理因素的违逆。墨家似乎没有意识到人的自然情感(人之常情),以及这种常情对社会行为的作用。[155]在古代反墨家的批评中最有力的就是庄子所说的“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庄子·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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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对历史的运用即便在中国这个最有历史意识的文化中,也显得非常奇异。历史诚然重要,但墨家试图援引最古老的时代(夏代)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朝代越幽远神秘,严格的尚古主义者们(fundamentalism)的援用,事实上也就越不被相信。毕竟在墨家的时代,理性正迅速成长,有更贴切更晚近的历史可以借鉴。与之相比,孔子援引历史时,大多取材于更近的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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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墨家跟同时代所有的潮流都针锋相对,他们拒斥社会发展所自然产生的运作、社会的流动性、政治的进展,等等。他们坚持自己缔结的组织,这种组织既没有古代贵族理想的魅力,也不能带来令人们满意的新的社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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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器狭的官僚和自诩为君子的贵族未能充分实行儒家的思想,从而造成了很多显而易见的缺陷,但儒家不臆断、非教条的伦理学终究比墨者们过于简单化的规则更有吸引力和适用性。墨家作为一种社会学说,其消失在情理之中,它确实不会对一个复杂的文明有什么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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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墨家对于19、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在中国现代思想的成果中,墨家的重要性得到了令人惊奇的恢复。墨家吸引了基督教的传教士以及那些受到基督教和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现代化的前驱们,兼爱的学说和基督教义看上去有些相仿。早期的传教士曾经利用这一中国古代的先贤促使现代中国的教外人士重视基督教的“博爱”,并论证说这位令人景仰的古代先哲讲述的东西和舶来的基督教义别无二致。现代中国人对墨家的研究毫无疑问跟中国基督徒们有关。现代的革命运动也注意到了墨家思想,因为兼爱的观念可以破除家族中心的态度,这是转变社会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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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墨学的这两种利用其实都很特殊,对于中国思想史家来说,墨学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知识论(epistemology)——思考人如何获得知识。这是墨家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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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第六章 何为真知——墨名道儒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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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中为什么只有墨家和名家热衷于逻辑和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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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法三家为何否定言辩的巨大价值,连能言善辩的庄子也不推崇言辩本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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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法这些轻视言辩的学派推崇的知识标准是什么?它们跟中国独特的宇宙观有联系吗?墨家和名家在后世的冷遇是因为不合于中国主流的宇宙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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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死后,他的著作(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正式哲学论著)仍然为门徒们提供着争辩的话题,墨者很快成了诸子中以辩术著称的学派。辩术和剑术有着某种对称的关系,墨者在同其他学派舌战时是技艺高超的行家,也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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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中有些章节有三种版本,这是墨者们勤奋地复述墨子的论题,经常变换方式来展开这些讨论。他们增加了大量材料,继续发展墨子最初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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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墨家的知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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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中增益的部分,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与知识的性质以及形式逻辑等问题密切相关。墨家试图发展出一种知识论,解释我们如何获得知识,我们的知识是什么,我们判断知识的标准是什么。[156]墨家同样对如何进行正确的陈述、如何验证命题的正确性等问题饶有兴趣。这些问题向来都是西方哲学和古希腊哲学的核心,但对于中国哲学来说从没有被独立出来。墨家的方法没有获得完善的发展,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也没有获得高度的重视。即使所涉及的问题在其他关注生命的系统反思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对于中国主流哲学派别的价值和主旨来说仍是边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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