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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通过话语（包括文字）得来的知识，例如所有的历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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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不能直接察觉，而是通过理性推衍出来的知识，墨子说“说在久”。例如，我们知道一个东西的“蓝色”，这是从某物之“蓝”的概念延伸和持续而来。我们曾经经历过蓝色的某物，此时就好像在我们的感官之外又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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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所有的知识最终都从亲知而来，因为所有的闻知和说知都赖于有意义的经验。对某事物的一般知识不能从其名称得来，而是要看到这个名称所隶属的范畴中还有哪些东西。[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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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可以反对说，上面提到的知识的三类，其实按照获得知识的各种方式来看，都可以归约为第三种。而墨家之所以要分成三类，显示了他们的知识论的局限，[162]他们的这种知识论主要是出于实用的兴趣。然而他们系统且敏锐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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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三种获取方式将知识进行分类以后，墨家又将知识本身划分为四个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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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对事物的称谓。（还可根据类型再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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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名所指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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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关于前两者如何匹配构造新知识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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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如何完成某事的知识，包括意愿和行动。[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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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范畴很有趣，第一个跟现代逻辑学家所说的逻辑术语可比类，第二个是逻辑分类，第三个相当于逻辑功能（或逻辑论断），第四个，严格地说，不是一个逻辑范畴，但对于实用取向的墨家而言，它处在这个序列里并不奇怪。[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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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还提出了命题（statement）的七种方式，或者说由命题形式衍生而出的七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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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主题如此简略的讨论并不能显示墨家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不过也足以显示了墨子门徒对于辩论工具的磨砺强度，他们以此为先师的思想辩护，以获得语言世界的澄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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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惠施与公孙龙的诡辩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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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名家和辩士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同时代的惠施（也被称为惠子，公元前380—公元前305）和公孙龙。现存一部《公孙龙子》，里面讹错甚多，不过其中的二十一个悖论以及“白马非马”等讨论应该是出自公孙龙[165]。惠施的十个悖论[166]以及其他归在其名下的命题都见于《庄子》，但惠施自己关于这些命题的论证却佚失了。两个人的悖论都由一些看似矛盾的命题组成，这很像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哲人芝诺提出的那些悖论（这种相似真匪夷所思），但二者并没有共同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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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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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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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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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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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飞矢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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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通过任何距离，一个物体总要先通过这段距离的中点，而开始处与中点之间也有中点，以此类推，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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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是辩士们最显著、最有用的工具，在中国古代有很长的历史。这些辩士的悖论就像希腊哲人的一样，虽然出人意料，但无论辩得多巧妙，它们所依据的仍然是那些自明的常识。相反，像《易经》和道家哲人所使用的著名悖论却没这么容易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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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现代人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进行研究的一个主题，惠施和公孙龙的悖论和思想运动吸引了众多严肃的关注。它们不是辩士们的伎俩，而是显示了他们在构造形而上和伦理的系统。例如，惠施的第十个悖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庄子·天下》）——提出了墨家的兼爱学说，以及道家的齐物思想，同时也透露出一种神秘的一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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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和公孙龙都阐发了这种观点：只有一个绵延不绝、无限无分、变易不辍的时间和空间，所有对这个宇宙的觉知都跟觉知者相关，这使许多关于觉知到的事物的常识命题都是相对的。这种思想不是道家的，因为道家不相信辩论可以澄清相对主义者的混淆，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到关于对象的可证明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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