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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人类具有形式而言，而且每个人都具有形式，人类也具有灵魂。但是，正如在柏拉图的理论中所呈现的那样，他们相互之间无法区分开来。人们的形式就在他们之中。他们规定了自己的本质，人的本质是理性。因此，就我们的思考而言，我们具有灵魂，而且，当我们进行思考，尤其是对思考进行反思时（就像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我们是不朽的。相比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神圣存在世界，这种不朽可能不那么令人满意。相比于苏格拉底心无旁骛地追求哲学的永恒，这种意象或许不那么令人鼓舞。但这正是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期望：他完全拒绝把灵魂与身体、形式与质料、生物学与心理学、神学与哲学、此世与彼岸分离开来。灵魂自身不是实体（即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事物）。它是实体的形式。因此，我们会满足于自己的不朽时刻——比如，当我们从事哲学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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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在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有实践意义。严格来说，两者之间无法割裂开来。美好生活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要处理的核心，它要求人们参与到美好社会的建设之中，而后者正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不过，这里我们应稍作停顿，进行政治反思，因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美好社会的组织机构无法让我们接受。雅典城邦富足的基础是可耻的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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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笔下的雅典，大概有四万男性公民。他们是真正的有闲阶级，其中有些人鄙视劳作，从而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从事哲学、政治、诗歌和发明。雅典也有由天才商人们构成的不断壮大的中间阶级，以及不得不维持的庞大军队。但是，妇女多半被局限在家庭之内，绝大部分劳作，包括最为重要的产业及农业，全都由奴隶从事。在雅典，奴隶的数量至少是自由公民的三倍，而且，随着雅典四处征战，可用的奴隶总是越来越多。亚里士多德笔下的雅典依赖于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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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之下，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自己的伦理学说，它主要关切的是具有特权的阶级的德性和幸福。他的政治学，尽管有其优点（比如，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要民主得多），实际上也是始于对奴隶制的辩护。然而，通过伦理学和政治学，亚里士多德想要说的不止这些。他的观点不只是出自于历史的好奇心，正如他的科学和形而上学常常表现的那样。它们也出现在我们关于当下的实践应用的严肃思考之中。因此，有必要把他的伦理学从道德上不可辩护的社会结构中拯救出来，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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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次看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有严格的目的论色彩。它是根据“人之为人的目的”来定义的。人们具有目的。人们不只有直接的目的，例如赶上这班公交、获得职位的晋升、爬上山顶，也有终极的自然目的。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大家一致同意，这个目的就是“幸福”，或者更准确地说，即“过得好”。（希腊语的说法是 eudaimonia，它常被翻译为“过得好”或“兴旺”。）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就是对幸福的真正性质及其基本成分（理性和德性）的分析。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幸福其实是美好生活的名称，即那种完成了正当“功能”或达到了人的自然“目的”的生活。真正的问题是，这是种什么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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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这是愉快的享乐生活。亚里士多德很快就打发了这种观点。有些快乐是下贱可耻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快乐只是令人满意的活动的附属物；它不是活动的目的或目标。个人生活得好，会因此很享受；而个人为了享受则不会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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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人认为，美好生活就是拥有财富和大量财产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回应说，财富只是获得幸福的手段，而不是幸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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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人认为，美好生活就有拥有荣誉、权力或获得成功的生活。但是，亚里士多德说，这些不是幸福，因为它们依赖于他人的想法，而得到确切理解的幸福应该是自足的、自身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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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还含蓄地提到，“有些哲学家”用形式来定义善（the Good），而亚里士多德完全没有这样的观念。这再次说明，他拒斥柏拉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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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亚里士多德把幸福描述为符合理性的道德生活。这种描述的每个部分都值得我们仔细推敲。首先，我们注意到，美好生活是积极的生活，充满了活力。美好生活不能缺少朋友，在对友谊的论述中（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整个伦理学中最详细的论述），他宣称“没有人会选择缺少朋友的生活。”它是参与到共同体中的生活。它既是充满成就的生活，也是哲学的沉思活动。但并不是每种活动都是如此。在亚里士多德和他的雅典同胞看来，美好生活并不仅仅是忙碌的生活。实际上，忙碌，特别是商业，就像所有劳作那样，完全与美好生活背道而驰。①（亚里士多德混淆了商人的观点，这些人为他们的技艺和贡献感到骄傲，但他们没有闲暇去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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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最重要的活动，是那些作为德性之表达的活动。重要的是要注意，德性这个词的希腊语 areté也被译为“卓越”，它是让人变得优异的品格特征。当然，在这种意义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德性，比如摔跤的力量、跑步的速度、绘画的艺术天赋、算账的计算能力、论辩的机智、歌唱的好嗓音，等等。然而，亚里士多德注意的是较为普遍的德性——即那些让人成为卓越者的德性，而不是那些让人成为优秀的运动员、艺术家或医生的德性。这些普遍的德性有勇敢、节制、正义感、幽默感、诚实、友好，就是说，大体上要做容易相处、人们乐于与之共同生活的人。人们发现，在这份德性清单上，没有什么德性有特别的“道德”色彩，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以及希腊人）并没有特别的“道德”感（即明确的原则），而在今天，这却是伦理学的核心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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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定义德性的是理性。不过在这里，我们应该小心处理。理性可以定义德性，但推理并不是学习或践行德性的途径。我们必须被培养成有德性的人。通常，这就要包括对我们行为得当的奖赏以及行为不当的惩罚，不过，在我们还是小孩时，人们通常并不会为我们提供什么理性的解释来说明行为对错的原因。起初，我们学着要正确行事。然后，当我们跟随亚里士多德学习伦理学时，我们就学着用理性的话语去说明我们为何应那样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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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德性的人通常不会花时间去思量和权衡自己的德性。勇敢的人自然会行为勇敢，慷慨的人自然会在他人有急需时给予金钱。人们只要停下来反思这些行为，想想自己是否应如此勇敢或慷慨，就已经意味着自己不那么勇敢或慷慨。而且，有德性的人享受自己的德性。人的应为和想为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德性与自利之间也没有什么张力。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这些特征与我们所接受的反思伦理学和道德的方式截然不同，我们许多人认为，义务常常与自利背道而驰，做我们应当作的事情常常与所要克服的诱惑大小成正比，而与自己的享受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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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在表明，行为得当是个理性问题，但是，理性的作用要比算计我们应做什么微妙得多。首先，理性规定了德性自身的性质。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有种比例感，他主张，所有德性都是“两极之间的中道”。这不只是希腊人所追求的那种“适度”。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德性意味着行为的合宜得当，就像美意味着对称有序。比如，勇敢是恐惧、懦弱与蛮勇、鲁莽这两极的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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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也涉及到我们理解德性的方式。完全成熟的人不只是行为得当，这不过像条训练有素的狗，而且要能理解和领会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谈论并向他人解释。（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两个世纪，中国的孔子就已经提出了极为类似的谈论伦理学的方式，见第二部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性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与完满人生的目标相一致的行为“诀窍”，一方面是对完满人生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对商人的感情较为复杂，尽管如此，他在这里仍声称技艺（techne）或“诀窍”的重要性，并把对商人的专门技艺的普遍热情应用于更为普遍的伦理学关切。同样的策略也被他很好地应用于对艺术的论述。亚里士多德那部影响深远的有关悲剧的论著《诗学》，就描述了他观察到足以引起观众“怜悯和恐惧”，从而得到“净化”的技巧。理性既是思虑，也是实践技艺。它既是理智性的理解，也是适当的情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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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研究，如果伦理学只能跟在已经得到正确培养的人后面，这就意味着，关于伦理学的哲学研究本身对我们没多大用处。人必须非常幸运地在好的家庭中长大，有好的老师和正派的朋友。他还必须身体健康，有相当数量的财富，家族在城邦（希腊的城市——国家）中有权有势，头脑清楚，如果打算做哲学，还要在科学上有根基。若没有这些，做什么也无济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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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是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者。他只为贵族即“最好的人”（也是最幸运的人）撰写伦理学。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并没有贫穷的幸福生活，这是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学生、犬儒主义者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所宣扬的生活。幸福、美好生活或许不是快乐的生活、拥有权力和财富的生活，但如此种种却是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这样不公平，也没有像我们那样觉得社会不平等令人苦恼。为了与自己的社会观保持一致，他认为人易受命运的摆布。即使他的伦理学提出了让人的生活“受控”的体系，他仍然始终认为命运会让人的所有努力化为乌有。这种宿命论（在雅典的悲剧中特别明显）与当代西方某些社会过分的乐观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控制自己的生活”，这种观念常常是责任和自大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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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德性的性质，理性在理解伦理学中的作用，这些问题超出了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范围。不过，我们要注意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有他自己似乎都没有解决的重要混乱。我们在开始分析时说过，幸福生活是充满活力的生活，但是我们也提到，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最重要、最“神圣”的活动是沉思活动（思考、反思、哲学）。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称颂沉思生活，并把它置于所有生活之上，因为它是最具神性的生活，而且也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它是我们能够期待享有的不朽。可是，沉思生活这种观念无法与积极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其他观念合拍，而亚里士多德，由于他身兼学院派的哲学家和亚历山大的哲人王这两种身份，似乎受到了这两种观念的推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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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和谐的社会政治生活，既是某种怀旧，也是对那时希腊的城市——国家的准确描述。战争的破坏，雅典和希腊的所有其他城市——国家被并入亚历山大创建的帝国，传统关于荣誉、忠诚和家庭价值的法律失去固有价值，所有这些都促使了光荣的希腊的衰落。正如尼采（他既是哲学家，也是古典学者）后来主张的那样，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已然是“堕落者”，是迅速衰败的社会的代言人。在这种情势下，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紧紧抓住不放的那部分伦理学是理想的沉思生活，这就并也不奇怪了。超然的理性在希腊哲学中被提升为人性中最基本甚至最神圣的特征，这种观念实际上支配了西方传统的未来走向。它就像东方世界的“解脱”，为人们提供了逃避混乱无序的不幸世界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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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离开学园去了马其顿。后来，他又回到雅典并在公元前335年创建吕克昂学园。③但是，十二年后，亚历山大去世（死时33岁），亚里士多德发现自己在雅典不受欢迎。杀死苏格拉底的古老指控，即“不虔诚”，又被提了出来。与苏格拉底不同，亚里士多德逃走了，“为的是不让雅典人对哲学再次犯罪”。这还算是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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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亚里士多德称商人和放债人为“寄生虫”，而劳作自然是奴隶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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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由于亚里士多德撰写了两部截然不同的讨论伦理学的专著，一部是广为人知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一部是为人们较少阅读的《欧徳谟伦理学》（Eudemian Ethics），情形就显得很复杂。在前者中，强调的是德性生活。在后者中，强调的是沉思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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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Peripatos 的意思是在花园铺有石子的小道上散步，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peripatetics）的名称就是来自于此。亚里士多德会在沿着道路散步时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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