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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时期第二个大的哲学派别是斯多葛学派，它是希腊罗马哲学中最成功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哲学运动。有些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在亚里士多德死后不久就出现了，著名的有斯多葛学派的芝诺（Zeno，约公元前335—前263，不要与巴门尼德的学生、爱利亚的芝诺混同），接着就是克吕西普 （Chrysippus，公元前280—前206）。晚期的斯多葛学派则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期和瓦解过程中宣扬自己的学说。“生活的是艰难的”，他们的这个论点不仅影响了那些落魄的人，比如奴隶爱比克泰德（约55—约135），甚至影响到了那些处于权力顶峰的人。实际上，有个斯多葛学派成员是罗马的皇帝，即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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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葛学派的特点是对理性几近狂热的信仰。特别是，他们强化了古已有之的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对抗。②柏拉图区分了灵魂的不同部分（欲望部分、激情部分和理性部分），亚里士多德也明显区分了理性和情感。不过，苏格拉底曾警告他的追随者不要让情感遮蔽他们的理性，而柏拉图则赞扬灵魂三个部分的完美和谐。亚里士多德把情感与理性视为同等重要，认为它是德性、品格和美好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他说，受到挑衅而不愤怒的人是“傻子”。）但是，随着斯多葛学派的兴起，理性和情感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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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葛学派认为，情感是非理性判断，是让我们感到沮丧和不幸福的东西。正如几个世纪之前、几千公里外的东方佛陀教导的那样：减少欲望就会减少痛苦。爱比克泰德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不要求事情如你所愿那般发生，而要让事情自行发生，这样你就会生活幸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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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葛学派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身处混乱世界，这是虚荣、残酷和丑恶横行的世界。然而，他们相信宇宙是理性，只是在我们看来似乎是非理性的或荒谬的。他们也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认为它是“神圣的火花”，能够使我们看透人类关切的残酷和卑琐愚蠢，从而理解更大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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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吕西普通过重提亚里士多德的原因观念，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只关心它所谓的原则性原因（形式因或目的因）——也就是说，我们世界的决定性因素可以在我们自身之中、在我们的品格中找到。我们应该忽略那些外在于我们的纯粹偶然的原因（动力因）。一般来说，斯多葛学派宣扬我们应“按照自然”生活，不过，如今自然被认为“与理性一致”，而不是与我们的情感一致。实际上，斯多葛学派的哲学理想可以概括为“不动心”（apatheia）。因此，他们拒绝人类的虚荣和骄傲。他们教导说，愤怒毫无意义，只能自我毁灭，爱甚至友谊都是危险之物，贤哲只需要有限的财物，不应惧怕悲惨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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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注重精神的希腊人相比，务实的罗马人不怎么待见哲学，因此哲学家在这个时期比较遭罪。罗马重要哲学家塞涅卡（Seneca）的悲惨命运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危险时代的政治家。在疯狂的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的统治下，他只是因为身体状况不佳才勉强逃脱了死刑，他还陷入了与克劳迪乌斯的严重麻烦（塞涅卡无情地嘲笑了后者自以为的神圣性）。然而，在性情乖张的腐化皇帝尼禄统治下任职时，塞涅卡（因所谓的谋反）被勒令自杀，然后他照办了。罗马时期的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就是为了应对这些悲剧和不义而产生的，因此，它的持续不变的主题是强调通过理性超然于生活的荒谬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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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葛主义是极端的哲学，但在艰难的时代里有助于许多灵魂的安顿。在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它成了极为盛行的哲学。实际上，斯多葛学派为禁欲主义所作的辩护，以及它们关于看似非理性的世界中包含更大的合理性的洞见，后来为早期的基督徒所继承，成了基督教哲学的基本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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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更为极端的哲学派别，即怀疑论，它从古希腊的皮浪（Pyrrho，约公元前360—约前272）流传到罗马的塞克图斯·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3世纪）。皮浪宣称，避免信仰是通往宁静的必经之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宁静［不动心］的观念可能来源于印度。）无疑，正如好几代怀疑论者，恩披里柯也受到了他的影响。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皮浪如何差点掉落悬崖，在马群和战车中行走，又是如何饮食毫无规律、毫不在意，他之所以还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朋友和学生的警觉。（倘若他真的活到了九十岁，这些故事无疑可以说是假的。）当然，皮浪并没有费心写下任何东西。（哲学家在实践中与自己相矛盾的程度是有所限制的。）这种徒劳的活动，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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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塞克图斯·恩披里柯是虽不算雄辩但充满活力的作家，是强有力的辩证法学家，据说，他还是优秀的医生。他极少下断言，但对所有人和事都进行冷酷无情的质疑。（类似于苏格拉底，怀疑论者发现，这种做法在论辩中有巨大的优势，即无需断言任何东西，同时却可以要求他人提供充足的证明和证据。）从柏拉图的老学园开始，早期的怀疑论者反对斯多葛学派（他们称这个学派的人为“教条主义者”），主张所有信仰，包括对理性的信仰，都是不满和不和谐的根源。与打着怀疑论旗号的现代运动不同，古代的怀疑论者关切的几乎完全是伦理学，而不是知识及其确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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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关于信仰的本性和确证有什么样的论证，怀疑主义首先是生活哲学。它首要关切的是如何生活的问题，即有没有这种生活方式，人们藉此可以应对这个世界常见的残酷、悲剧和不公正。怀疑论者主张，悬置信仰（悬搁）首先是治疗形式，是让自己超脱的方式，是宁静之道——即免于恐惧的安静和自由。因此，它完全不同于现代盛行的怀疑主义。现代怀疑主义仍存在于大学生活和各种书籍之中，被认为是关切信念之确证的令人困扰却又显然不可解决的悖论，但是，它几乎不关注这些问题的实践意味。在古代的怀疑论者看来，普遍的怀疑是智慧，是合理的生活方式。那种纯粹出于理智的怀疑主义观念，尤其是当它与教条的政治信念或宗教信念相互联系，在他们看来是伪善和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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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主义的传统，尤其是作为斯多葛学派的对立面，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时期柏拉图学园的领导者。早在公元前3世纪初，他们就通过扩展苏格拉底的怀疑论（人不知道或者无法知道任何事情）的内涵，发动了对斯多葛学派的知识论的全面攻击。学园追求的既有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也有苏格拉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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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种苏格拉底方法最有名的提倡者，是罗马政治家、演说家马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尽管他在斯多葛学派那里发现了许多值得欣赏的东西（有时甚至从那里借用了不少东西，相反，他在伊壁鸠鲁学派那里发现了许多令人嘲笑的东西），但考虑自己在公共争论中的角色，④他觉得怀疑论者称许的那种对不同观点的质疑，既有吸引力，又很实用。因此，毫不奇怪，他成了修辞学和我们今天所谓的 “应用伦理学”的拥护者，所谓“应用伦理学”，就是处理政治和日常事务的方法。（如果你正在售卖的房子屋顶漏水，你有义务告知买方吗？）类似于其他怀疑论者，他发起了一场严肃的运动，常用的方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没有阐述任何哲学“体系”。因此，他是决疑术（把特定情境下做出具体论证时用到的所有原理搜集起来）的发明者，决疑术就像它之前对应的“诡辩术”，长时间以来都名声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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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最好的苏格拉底方法的学园传统中，他们仍把知识确立为终极理想（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柏拉图的形式论开始慢慢得到复兴）。“学园派”认为斯多葛学派（以及伊壁鸠鲁学派）是“教条主义者”。实际上，尽管内部有各种纷争，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学说都有显而易见的连续性。不过，这种“教条”也为人们得到慰藉提供了来源，即认为信仰、自足与命运相伴而行、密不可分，而且，在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斯多葛主义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后来成了基督教基本教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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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怀疑主义的强烈反对者是希腊医生盖伦（Galen，约129—约199）。（怀疑论者塞克图斯·恩披里柯也是医生——哲学家。）除了在医术和医学理论上有诸多贡献，盖伦还常常直言不讳地批评社会现象。他抱怨道，既然教师一开始就剥夺了学生的教育基础，即一个有所知的教师，那么教师又能如何进行教育呢？不过，他也质疑斯多葛学派强有力的观点，认为他们过分强调情感和品格的意愿方面。他论证道，既然情感更多是生理学问题，而不是选择问题，想要人对他的激情负责就是误导性的说法。比如，当人们观察小孩子的行为，会禁不住被小孩很早就确立品格意识打动。人有多少选择，他应如何生活，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范围是有限的。在最惨然辉煌的哲学中，人们总是能够发现这样的常识之音、实践之声。哲学在人们之间的交流中繁荣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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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历史上，“希腊化”指的是亚历山大死后的时期，但是就我们这里的目的而言，它也可以意指亚里士多德死后的时期。“Hellenes”是古希腊人自称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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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理性与激情之间的争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例见 Kirk 和 Raven 论毕达哥拉斯的部分，第216页。）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理性与情感的辩证法为线索重写哲学史。当然，我们在此并不采用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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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The Enchiridion,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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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拉丁文化的研究者之所以熟悉他，是因为在公元前63年他对喀提林（Catiline）的激烈谴责，他在此把自己描述为罗马的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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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古印度的神秘主义与逻辑：龙树和正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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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是对绝望环境做出的哲学回应。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的殖民已抵达欧洲（远至英国）、亚洲（实际上到了印度）和非洲（从埃及到阿尔及利亚）的腹地，它的中央政府却因丑闻和腐败而导致瓦解。像尼禄和卡里古拉这样的皇帝，则是历史上最疯狂的统治者。相比而言，皇帝马可·奥勒留倒像是个圣人，他是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但他最后被谋杀了。帝国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叛乱虽然得到无情地镇压，但是，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渗透到异教的罗马，公元5世纪末，罗马被“蛮族”征服，从此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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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坚持认为，某种文化中的蛮族或许是另一种文化中的文明人。不过，上帝之城与屠杀遗址之间没有什么可比性，前者是有一百多万公民的权力和文化中心，后者在新千年中也只有区区四万居民。最终，德意志人、撒克逊人、凯尔特人以及法兰克人在西方文明的中心赢得了各自的位置，但是，目前来看，他们实际上是毁破坏者。雷神之锤并不是补充哲学、艺术和文学的精妙工具，更别说借此获得美好生活——哪怕是罗马人曾有过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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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明没有消亡，甚至没有变得黯淡，它只是迁移到了东方。基督教的罗马帝国保存了下来，并在拜占庭（今天的伊斯坦布尔）繁荣昌盛。不久之后，伊斯兰教扩展到从非洲至整个中东的闪族帝国。实际上，西方哲学接下来的篇章都是用中东（希伯来和阿拉伯）的非印欧语言勾勒的，即使他们继续接受用希腊语进行的典籍汇编（见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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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再往东，印度哲学极为兴盛。在古印度，诗人和哲学家向来就有对《吠陀经》的深刻洞见，并用梵语提出了精致的哲学论题和论证，①这种语言与拉丁语、希腊语极为相像（它们都是所谓印欧语系）。梵语是《吠陀经》和《奥义书》以及所有古典印度哲学的语言。印度教，或者更准确地说，吠檀多，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之前，就已经发展出了极其复杂的哲学。佛陀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出现，耆那教至少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佛教和耆那教已经阐述了关于灵魂和人性（就耆那教徒而言，是非人性）的深刻且有趣的观点。印度教的博学者②、佛教与耆那教的圣贤以及学者们，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创建了丰富的哲学世界。（耆那教学者强调没有自己的学说［他们有时也申论某种名为“不确定主义”的哲学］，因此，他们是古印度哲学最可靠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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