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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研究，如果伦理学只能跟在已经得到正确培养的人后面，这就意味着，关于伦理学的哲学研究本身对我们没多大用处。人必须非常幸运地在好的家庭中长大，有好的老师和正派的朋友。他还必须身体健康，有相当数量的财富，家族在城邦（希腊的城市——国家）中有权有势，头脑清楚，如果打算做哲学，还要在科学上有根基。若没有这些，做什么也无济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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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是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者。他只为贵族即“最好的人”（也是最幸运的人）撰写伦理学。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并没有贫穷的幸福生活，这是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学生、犬儒主义者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所宣扬的生活。幸福、美好生活或许不是快乐的生活、拥有权力和财富的生活，但如此种种却是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这样不公平，也没有像我们那样觉得社会不平等令人苦恼。为了与自己的社会观保持一致，他认为人易受命运的摆布。即使他的伦理学提出了让人的生活“受控”的体系，他仍然始终认为命运会让人的所有努力化为乌有。这种宿命论（在雅典的悲剧中特别明显）与当代西方某些社会过分的乐观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控制自己的生活”，这种观念常常是责任和自大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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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德性的性质，理性在理解伦理学中的作用，这些问题超出了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范围。不过，我们要注意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有他自己似乎都没有解决的重要混乱。我们在开始分析时说过，幸福生活是充满活力的生活，但是我们也提到，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最重要、最“神圣”的活动是沉思活动（思考、反思、哲学）。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称颂沉思生活，并把它置于所有生活之上，因为它是最具神性的生活，而且也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它是我们能够期待享有的不朽。可是，沉思生活这种观念无法与积极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其他观念合拍，而亚里士多德，由于他身兼学院派的哲学家和亚历山大的哲人王这两种身份，似乎受到了这两种观念的推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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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和谐的社会政治生活，既是某种怀旧，也是对那时希腊的城市——国家的准确描述。战争的破坏，雅典和希腊的所有其他城市——国家被并入亚历山大创建的帝国，传统关于荣誉、忠诚和家庭价值的法律失去固有价值，所有这些都促使了光荣的希腊的衰落。正如尼采（他既是哲学家，也是古典学者）后来主张的那样，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已然是“堕落者”，是迅速衰败的社会的代言人。在这种情势下，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紧紧抓住不放的那部分伦理学是理想的沉思生活，这就并也不奇怪了。超然的理性在希腊哲学中被提升为人性中最基本甚至最神圣的特征，这种观念实际上支配了西方传统的未来走向。它就像东方世界的“解脱”，为人们提供了逃避混乱无序的不幸世界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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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离开学园去了马其顿。后来，他又回到雅典并在公元前335年创建吕克昂学园。③但是，十二年后，亚历山大去世（死时33岁），亚里士多德发现自己在雅典不受欢迎。杀死苏格拉底的古老指控，即“不虔诚”，又被提了出来。与苏格拉底不同，亚里士多德逃走了，“为的是不让雅典人对哲学再次犯罪”。这还算是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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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亚里士多德称商人和放债人为“寄生虫”，而劳作自然是奴隶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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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由于亚里士多德撰写了两部截然不同的讨论伦理学的专著，一部是广为人知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一部是为人们较少阅读的《欧徳谟伦理学》（Eudemian Ethics），情形就显得很复杂。在前者中，强调的是德性生活。在后者中，强调的是沉思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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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Peripatos 的意思是在花园铺有石子的小道上散步，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peripatetics）的名称就是来自于此。亚里士多德会在沿着道路散步时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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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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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有个著名的说法，即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只不过是柏拉图的系列注脚。稍微宽泛点说，人们可以把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描述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辩论的具体展开。柏拉图是推测的、暗示的、诗意的。他为人所知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对话的形式，主要人物常常是苏格拉底——既是哲学也是戏剧。根本的理念仍像是个巨大的秘密那样隐藏着，只能为极少数人瞥见。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是彻头彻尾的科学家，尽管他可能也写过对话（现已佚失），但我们知道他的作品极其枯燥、明晰和谨慎，完全是分析的，而极少推测。当然，人们可以在柏拉图那里看到某些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和论证，亚里士多德也有宏伟壮观的哲学洞见，但是，他们在风格和实质上的不同规定了两种不同的气质，它们在整个西方传统中相互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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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基督教哲学中，奥古斯丁追随柏拉图；阿奎那追随亚里士多德，并且在提到他时直接称之为“哲学家”。在现代，那些自称“理性主义者”的哲学家常常回溯到柏拉图，求助于理性，把它看作能够“穿透”纯粹经验、寻求绝对真理的能力。那些自称“经验主义者”的哲学家，即使没有追随亚里士多德，也常常与作为科学家、谨慎观察者的亚里士多德类似，怀疑所有没有经验证据和常识的观念，认为它们永远需要修正。19世纪德国的观念论者和20世纪的许多欧洲哲学家，即使拒斥柏拉图的哲学，也仍然共享柏拉图的思辨敏感性，20世纪的“分析”哲学则显然追随亚里士多德，要求准确、彻底和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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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哲学家们为自己选择了不同的形象，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拉斐尔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附近的壁画中对他们做了完美的描绘。柏拉图手指向上，心思在天。亚里士多德手掌朝地，显示出他自己的世间气质，不适于进行天马行空的思辨。这是西方最伟大的两位哲学家，他们是师生，是亲密的朋友，实质上有亲戚关系，他们对于哲学的本性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至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有限背景下，哲学也绝不是非凡的事业，单一的“话语”或“学科”。今天，有哲学家为自己的大胆观念、宽容、敏感和骇人感到骄傲。也有哲学家为自己的逻辑和冷静感到骄傲。不幸的是，大部分哲学成了不那么温和却自以为是的谈论，谈论做哲学的“正确”方式。但是，如果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确实教给了我们东西，这首先应该是不同气质的作用，以及找到每个人自己的哲思风格的必要性。未来还有各类哲学会形成，它们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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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艰难时期：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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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日益成了不同学派之间的对抗，不只是柏拉图的学园与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之间的对抗（当时这两座学园都已经传给了其他学者），而且还有竞相出现的新学派之间的对抗。尽管有“学园”背景，许多哲学主要关切的仍是如何生活这个人类的基本问题。不可否认，柏拉图的许多追随者从事关于数的本性和几何学（以及他的形式论）的重要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则显示了对逻辑和科学的各种兴趣。但我们在此不会追溯这些发展。相反，我们将集中于哲学家在应对日益艰难的时代所采取的不同方式，这个时代的艰难包括希腊城市——国家的解体、野心勃勃的君主之间毫无意义的战争、埃及的迫害和屠杀、罗马对希腊的蹂躏，以及罗马帝国众所周知的堕落和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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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学园持续了好几百年，在哲学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胜利和死亡，博大精深的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滋养了它们的城邦世界突然终结了。“政治”的哲学走向了终结。许多希腊科学从南方迁移到亚历山大和帕加马的港口。在亚里士多德死后发展起来的哲学，出乎意料地摆脱了他的影响，尽管柏拉图（当然还有苏格拉底）影响下的“学园派”仍是哲学中的重要力量。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拒斥了柏拉图（实际上他们深受柏拉图影响）和亚里士多德，而提倡更加唯物主义的世界概念。不过，宇宙论不是他们的主要关切所在。在亚历山大和亚里士多德死后（分别死于公元前323年和公元前322年）的“希腊化”世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伦理学问题。①这对于“学派”的剧增也很重要，而这种剧增现象支配了整个中世纪的哲学，甚至影响到了当代哲学。因此，哲学对美好生活的寻求，也成了团体活动。或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希腊——罗马式的世界中，哲学也逐渐成为了“大众”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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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时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的世界大同主义和普遍主义。这一点部分归功于希腊的强制统一以及对埃及和波斯的征服。希腊化世界（或多或少）是单一的世界，与之后的罗马帝国没有什么两样。特别要提及的是位于尼罗河口的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亚历山大死后，托勒密（Ptolemy，亚历山大手下的大将）掌管了埃及，随后发展成了文化和哲学中心。由于亚历山大里亚有座伟大的图书馆，希腊以及希伯来的经典文献得到了保存和研究。但是，托勒密王朝的统治喜忧参半。在托勒密一世的统治下，亚历山大里亚是希腊文化的主要堡垒，但在公元前2世纪快要结束之际，在托勒密九世（希腊人给他取的绰号是“大肚子”）的统治下，地中海周边的科学家、诗人和学者遭到了系列迫害和屠杀。最终，就像希腊征服了埃及，罗马征服了希腊和希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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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历山大里亚，东方的宗教相互交融，先是影响了希腊人的思想，接着又影响了罗马人的思想。亚历山大里亚是希腊人和犹太人的交汇之地。哲学家斐洛（Philo）是第一批将经典的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先知的旧约教义结合的人，从而为基督教铺好了道路。希腊圣经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创造。甚至有狂热的哲学家竟然声称，柏拉图与摩西有同样的哲学理念。从这种文化汇流中涌现出各种形而上学思想，后来形成为中世纪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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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回到雅典，希腊化哲学促进了学派的繁荣，其中包括伊壁鸠鲁，他是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的信徒，也是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建者。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有纵情享乐之名，但他自己强烈反对这个称号。今天，所谓伊壁鸠主义者就是沉浸于感官快乐的人，这些人奢侈甚至放纵。这完全偏离了原意。事实上，伊壁鸠鲁离群索居，他学派的成员通常避免参与到同时代的激烈辩论当中。他们真正笃信的是心灵的平静。伊壁鸠鲁认为，追求快乐和感官的愉悦很“自然”。（他没有像某些犬儒派那样鄙视或谴责享乐，不过，他也没有鼓励享乐，更没有把享乐提升为生活的目的。）他主要关切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宁静（不动心，ataraxia）。伊壁鸠鲁说，贤人甚至在最糟糕的处境中也不会恐惧生活。伊壁鸠鲁声称，真正的贤人哪怕身受折磨也能获得幸福。他坚持认为，痛苦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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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伊壁鸠鲁的说法，死亡无非是构成我们身体和心灵的原子的分离而已。这样看来，死亡也没什么可怕的。对于那些害怕诸神对他们的行迹加以审判和惩罚而恐惧的人，伊壁鸠鲁向他们保证，诸神根本不关心我们。然而，人们不应该因此认为伊壁鸠鲁厌倦生活，是纯粹的犬儒主义者。恰恰相反，他确实主张，快乐是轻松的，我们应享受快乐。他为德性辩护，但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把它确立为生活的至高目的。德性不过是达到心灵平静的手段而已。通常，有德性的人很少有敌人，也不必担心受到指控和逮捕，因而总的来说没什么可恐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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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伊壁鸠鲁与早他四十年的亚里士多德类似，认为友谊是美好生活的关键。实际上，在古代伦理学向我们今天的伦理学的转变中，最为显著却未受注意的是，友谊在论述美好生活中的重要性的消失。今天，哲学家大量谈论的是道德、公共善和契约的神圣性。更为粗俗的哲学家则谈论财富和权力。他们几乎不会谈论朋友的重要性。人们可能认为，现代哲学家较倾向于简单地认为友谊理所当然，不值得进行哲学上的关切，但是，这恰恰是启示性的。在伊壁鸠鲁看来，友谊是体面生活的核心，或许正是这点而不是其他让伊壁鸠鲁受到尊崇，被认为是哲学家。后来，在罗马，伊壁鸠鲁学派成为两种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之一，甚至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黯然失色。（另一种是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我们马上就会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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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1世纪活动的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成了伊壁鸠鲁最忠诚、最著名的信徒（因为只有他的作品保存了下来）。他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尽管常常主要被解读为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原子论的某种版本），但他更深层的意图则是重新定义不动心这种“稳定、甜蜜的伊壁鸠鲁式宁静”并为之辩护，尤其是反驳迷信以及对诸神不必要的恐惧。不过，无论是伊壁鸠鲁还是卢克莱修，都没有否定诸神的存在。实际上，伊壁鸠鲁认为诸神的存在显而易见，卢克莱修甚至宣称诸神会在梦里造访我们。但是，根据他们的叙述，诸神的真正生活安详宁静，没有恐惧，不受人类行为打扰，也不关心人类事务。不动心，而不是爱管闲事的宙斯和赫拉（或朱庇特和朱诺，他们在罗马的对应神祇），才是诸神真正神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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