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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先知是哲学家，但他们并不是抽象的思考者；他们首先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们也是文化批评家，认为所罗门死后的政治灾难是原罪、不义、完全违背上帝律法的结果。所罗门建设美丽繁荣的城市的成就，是以沉重的赋税为代价的。结果，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入侵之后又出现了抵抗和反叛。在所罗门死后，巴勒斯坦分裂为两个互相敌视的国家，耶路撒冷也曾短暂被埃及的法老占据。由于城市的财富被劫掠到了埃及，耶路撒冷开始了长时期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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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先知开始对尤迪亚出现的经济不平等作出回应。他们宣扬忏悔和德性，并且预测说，如果他们的社会继续行走在罪恶的道路上，还会遭遇灾难。先知的这些预言绝大部分没人理睬，但却预示了降临在犹太人身上的持续的灾难和不幸。在埃及入侵耶路撒冷、犹太国分裂之后，北部王国又在公元前733年被亚述人占领，二十万犹太人被囚为奴。耶路撒冷（南部王国的首都）仍然幸存，但处于长期围困之中。最糟糕的处境，当然是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人攻占。这一次，整个城市被烧毁，圣殿被摧毁。重要的公民被流放，以色列被合并到巴比伦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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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的领袖再次对这些事件解释道，这是以色列因为它的罪行而受到的惩罚，尤其是因为它崇拜异邦的神、不人道地对待穷人。由于以色列的不义、非法行为，上帝完全正当地解除了对他们的保护。值得强调的是，古代犹太教的思想是用地球上的灾难而不是用来世描述罪行的结果。一般来说，犹太教从来没有提倡个人不朽的观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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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比伦流亡期间，先知宣称，只要犹太人在长时间的危机期间保持对上帝的忠诚，上帝会像曾带他们出埃及那样，再次帮助犹太人。这种被迫接受的忠诚“考验”，在犹太教的历史上重复过多次，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上也是如此。最终，上帝似乎应验了这个预言。波斯的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并且允许流亡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还把巴比伦人从圣殿中盗取的财富的剩下部分还给了犹太人。圣殿得到重建，而且，圣殿的重现成了犹太教不可摧毁的有力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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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不可摧毁性仍继续面临无数考验，犹太人反抗罗马之后，圣殿在公元70年再次遭到毁灭。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犹太人在地中海以及其他各处的流散就是开始于这个时期。政治灾难再次被赋予了宗教蕴含。不幸是因为人的罪行和犹太人的不忠。他们没能成功遵守律法，他们行为的不平等再次带来了灾难。这次，责任概念及其后果深深地植入了犹太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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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后果之间所谓的对应必定会受到质疑。在犹太文献中，罪恶与灾难之间的联系以最戏剧性的方式受到挑战。《约伯记》（可能写作于巴比伦流亡期间，大约在公元前400年）讲述了名叫约伯的好人的故事，尽管他忠实地遵守了上帝的所有律法，但还是受到上帝的可怕惩罚。撒旦嘲弄上帝，认为约伯行为正直只是因为上帝待他很好。于是，上帝为了“考验”约伯，让撒旦将最严重的灾难降临到约伯和他的家人身上。经历了这一切，约伯仍一如既往地虔诚，只是常常向上帝祈求帮助。他的朋友认为他肯定私下犯了罪，他的不幸是对他的罪行的惩罚。但是，约伯知道自己是无辜的，读者当然也明白。尽管受到的苦难明显不公，但约伯依然坚定自己对上帝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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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上帝让约伯恢复到之前的幸福生活状态，但上帝坚持认为，他的行事方式人类不必理解，而只需信仰就行，哪怕世界上有明显的不义。这就让恶的问题完全悬而未决。义人为何要受这般苦难？在约伯的故事中，上帝无疑要为约伯的苦难担负某些责任。这就是上帝“不可理解”的行事方式吗？难道这不是明显的不公惩罚吗？这个故事难道不是告诉我们，即使是无可挑剔的善人，也有可能遭受苦难，而且不只是在上帝的眼皮底下，还是在上帝操控下吗？恶的问题在此以最极端的方式展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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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对犹太教哲学的刺激性影响，类似于落在犹太民族头上的许多政治灾难，引发了几个世纪的争议和大量的评论。就像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犹太教也是“圣书的宗教”。因此，犹太教传统非常重视学术和论证，认为这是犹太教哲学的根本。实际上，持续论争的方法和方式以及辩证法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犹太教哲学，这和苏格拉底哲学类似，它们也是让犹太观念数千年来保持活力、有足够韧性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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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东尼·菲利普斯注意到，《旧约》中的先知常常指责自己的共同体，他们未能怀着同情之心对待处于不利位置的人。这样的行为揭示了他们对信仰和仪式的宗教虔诚的虚伪性。见 Anthony Phillips, Go B.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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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类似于古希腊人，许多犹太人确实相信，死人去了冥府，地下的阴暗之所。但是，继续存在的灵魂至多不过是先前自我的可怜阴影罢了。《传道书》确实引入了个人不朽观念，由此作为解决恶的问题的可能方案，但它只是把这个观念当作神话。一般来说，个人不朽观念并不为大多数犹太人所采纳。有些教派，特别是基督时代的法利赛派，确实接受了这个观念，而且，尽管它从来就不是犹太教官方教义的组成部分，但来世观念在耶稣和保罗的教义出现之前很久，无疑对犹太人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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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希腊的犹太人：亚历山大的斐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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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犹太教是某种圣书宗教，因此它必须面对那些关于如何正确解释经文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谁能够解释经文？经文可以对每个人开放吗？正确的解释依赖于启示吗？倘若如此，当真的有启示时，如何才能辨认出来？在犹太教的学术和争论与希腊的哲学之间，引发了非常重要的困惑，这就是理性在解释经文中的作用。理性为解释提供了基础吗？经文的恰当解释会导致教义与理性的冲突吗？如果这样，人们应该怎样解决这些冲突？信仰应为理性让步，还是理性应为信仰让步？犹太教的历史无疑表明，信仰具有首要的基础地位。然而，拉比和希腊哲学家的辩证活动表明，理性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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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犹太教在千禧年的最后一个世纪遭遇希腊哲学，这些问题自然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斐洛（Philo，公元前20—公元40）是最早利用希腊思想建立解释经文的适当路径的犹太思想家。他特别关心信仰和理性的问题。斐洛是亚历山大里亚的说希腊语的犹太人，曾受过希腊化哲学（即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期间，希腊人在地中海周围发展起来的希腊哲学）的教育。斐洛对自己继承的两种传统之间的冲突十分敏感。作为犹太人，他忠于一神论而拒绝同化。然而，他在其中接受教育的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显然具有希腊特征。他是保持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还是同化进主流文化，这个问题成了哲学史上最漫长的争论之一，切中了自我认同问题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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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斐洛的哲学回应是用希腊术语将犹太教思想系统化，并使之与推理论证相协调。正如我们所见，犹太教哲学和犹太教历史更多由故事构成，而没有多少哲学反思。但是，在“哲学”出现之前，希腊思想就为泰勒斯和米利都学派所发展。荷马长时间以来都是通过寓言的方式加以解释的，斐洛之前的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也发展出了寓意解经法，针对《创世记》的解释尤其如此。因此，斐洛充分利用这些技巧，把圣经故事解释为关于人类境况和人神关系之本性的神话陈述。他倾向于将圣经故事的人物视为抽象概念。比如，他将亚当解释为理性，将亚娃解释为感官。蛇代表着诱惑。斐洛将原罪的故事解释为对贪欲的说明。贪欲最初诱惑感官，但是只要感官被征服，理性也会随之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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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洛继而说，希腊哲学家其实也受到由经文显现出来的相同上帝的启发。因此，真理既可以在经文中找到，也可以在他们的推理论证中发现，真理是同一个真理，即上帝的启示。因此，斐洛试着表明，寓意解经使其洞见与希腊思想相互结合。他对经文中凸显犹太人是唯一“被拣选”的民族加以淡化，反过来强调通过自然原理显现的上帝力量。这种观念对于希腊人而言很容易接受，因为它没有让两种传统彼此对立。这种对希伯来人的哲学进行普遍化解释的做法，对基督教的发展也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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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洛从毕达哥拉斯主义中汲取了大量洞见，把上帝描述为潜在于多样的“一”。然而，他也特别利用了柏拉图主义和早期的斯多葛主义。类似于柏拉图主义者，斐洛主张物质世界不过是更高的、超验世界的某个映像。柏拉图所谓的形式（在更高世界中），在斐洛看来其实是上帝的思想。同时，类似于斯多葛学派，斐洛认为上帝遍及整个世界，因此，每个人那里都具有内在的神圣之光。上帝本身是超验的，尽管如此，他仍通过逻各斯（世界的基础性结构）与物质世界相关，在这个意义上，上帝内在于我们之中。逻各斯则成了上帝的形象，而人的心灵则是根据逻各斯的形象构造的。（《约翰福音》就是以类似的说法开端：“太初有道［逻各斯］。”）由于分有上帝的形象，人的心灵就能够认识上帝和爱上帝，尽管人关于上帝的知识是有限的。而且，正是逻各斯把自然世界的所有要素结合起来。此外，斐洛还根据逻各斯来说明上帝在世界中的直接显现（比如，通过在摩西面前燃烧的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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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斐洛的观点，柏拉图的哲学准确描述了人类至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描述了瞥见理念带来的炫目洞见。犹太教同样主张，人应该以对上帝的神秘一瞥为目标。柏拉图还正确地看到，心灵自然会导向正确的方向。不过，根据斐洛的说法，人的心灵没有能力把握上帝的本质。因此，在斐洛笔下，人类关于上帝的知识的概念常常是否定性的。易言之，由于能力有限，我们只能通过指出上帝不是什么（而不是提供正面的描述）来获得对上帝本性的认识。斐洛特别强调，与希腊传统的诸神不同，上帝不是某种道德上有缺陷的有限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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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斐洛综合了希腊思想和犹太神学，他仍承认理性与启示之间存在冲突。他主张，这些冲突应站在启示这边加以解决。他提出，理性无法把握通过信仰启迪的某些最深刻的真理。比如，理性无法理解上帝的单一性，也无法理解如下事实：人无法描述上帝的本质（因此也是说理性无法描述）。因此，斐洛表达了对理性的有限推崇，并且声称，神秘的狂喜在根本上比哲学和神学思辨更为重要。然而，在这方面斐洛也视柏拉图为其同盟。柏拉图和斐洛尽管都重视谨小慎微的理性，不过对他们俩而言，看到真实世界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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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斐洛也像柏拉图那样设定，灵魂与身体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区分，而身体则是通向德性的障碍。斐洛认为身体类似于坟墓，有时甚至认为唯有灵魂具有德性。这种对身体的鄙视、对灵魂内在生活的强调，让斐洛与他同时代的早期基督徒相同。正如早期的基督徒（而且有那么点像孔子），斐洛强调内在德性，认为外在仪式若无适当的内在德性是毫无价值的。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断言仪式不重要。相反，他强调用正确的态度应对仪式的重要性。或许是因为他的重点恰好更多与早期基督教的重点相同，而不是与同时代巴勒斯坦的犹太教的重点类似，斐洛对后来基督徒的影响要比对自己犹太民族的影响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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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基督教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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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发展围绕着耶稣展开，耶稣即“基督”（“受膏者”），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年至公元30年的巴勒斯坦，当时，巴勒斯坦还属于罗马帝国。耶稣诞生时的犹太教，分裂为很多个教派。有些教派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支持罗马统治，比如《新约》中提到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撒都该派是某些吸收了希腊化观念的僧侣家庭，他们接受了罗马人的统治，希望由此保持较高的社会地位。相反，法利赛派（字面意思是“分离出来的人”）则把罗马人的统治视为对民族罪行的惩罚。他们采用仪式活动，尤其是净化仪式活动，并且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虔诚、更具有犹太性。但他们事实上偏离了传统的犹太教信仰，比如，接受非传统的来世观念，或许这是补偿他们当时在罗马统治下生活的政治逆境。法利赛派对后来的犹太教思想有特别的影响，因为他们用丰富的解经编纂，补充了《希伯来圣经》的成文法，而这种编纂贯穿了整个口述传统。他们认为，这些传统解释像成文法本身那样具有约束力。法利赛派也是宗教领袖，他们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后维持着自身的犹太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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