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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个文本出现在篇幅更长的著作《创造的秘密》（The Book of the Secret of Creation），它被认为出自生活于1世纪的蒂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Tyana）。保存下来最早版本是6世纪或7世纪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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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西方之外的哲学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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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种传统如何加以综合，并不是这个时期西方独有的特征。在中国，跨越好几个世纪的新儒家运动，试图把道家和佛教思想的某些方面融入儒家。这场运动最著名的人物是朱熹（1130—1200），他生活的时期仅仅比托马斯早一个世纪。朱熹整合了儒家的社会和谐、道家的自然以及佛教的开悟。尽管如此，朱熹根本上仍然属于儒家。他所说的“道学”仍是儒家圣人的概念，因为他所谓的修身仍然是以人类社会为背景的践行，而非像道教徒和某些佛教徒那样，脱离人类社会。朱熹批评佛教徒糅合心灵与自然，进而把自然视为“空无”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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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对朱熹的影响，体现在他的有机自然观之中，根据这种观点，万物彼此相连。每个事物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性（理，它是万物都共有的类型），也有其特别重要的物理方面（气）。理和气相互依赖，但逻辑上彼此不同。朱熹可能不赞同柏拉图的如下说法：我们的灵魂只是偶然居于我们的身体之中。同时，包括所有理的太极存在于万物之中。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对朱熹理解的太极与柏拉图笔下的善的理念做了比较。太极是万物彼此相连的基础，万物在根本上共享相同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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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也是人能够悟道的基础。我们身体的本性遮蔽了内在于我们的太极，悟道的目标就是洞见太极。朱熹认为这种认识是仁的本质。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类受到自私欲望的触动，但是，只要洞见到太极，就能克服这种自私。人越变得富有同情心，就会越有道德，因为他抓住了自己与其他所有人和事物的统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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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朱熹的观点，圣人是真正幸福的人，他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感到自在、发现价值，因为每种处境都同样可以认识太极。因此，以这个目的为导向的个人培养，需要通过对“身边事物”的专注和反思来达到。通过对我们周边事物和事件的反思，我们获得对它们的本性即理的洞见。这种自我培养是渐进的过程。尽管如此，这种培养仍然是最终悟道和成圣的前提条件。（朱熹强调循序渐进，反对其他某些新儒家强调的“顿悟”。但是，他也主张，逐渐培养的过程为人跨过门槛把洞见扩展到整体即太极的瞬间铺好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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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12世纪的波斯，苏赫瓦迪（al-Suhrawardi）正在提出自己对伊斯兰教、新柏拉图主义和琐罗亚斯德教这些传统的综合。苏赫瓦迪讲授“光照智慧”，这种学说把存在的等级等同于光明的等级：根据苏赫瓦迪关于流溢链的观点，所有存在者都存在于一条光谱上。更高级的光明包括所有低级的光明，而每种低级的光明都会因为爱而导向更高级的光明。神是最高级的光明，它赋予所有其他事物以光明，而其他所有存在者则在爱的驱动下走向神，走向造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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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相同时期，禅宗通过综合传统的日本宗教和佛教，开辟出佛教的新时代。禅宗最初从中国引入日本。佛教在8世纪成了日本的国教，但实际上它与日本土生土长的多神宗教神道教共存。而且，佛教徒努力把神道教的诸神（包括日本皇室家族的神圣祖先的后裔、伟大历史人物的神灵、宗族的祖先、自然神灵、地方性的神灵以及自然力量）解释为佛陀的道成肉身，由此促成了这个融合，或者可以说，来自中国的菩萨禅（中国称之为佛教禅）在日益发展的日本封建社会时期（镰仓时期，1192—1333）变得与武士阶层有同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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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的相对简单对武士很有吸引力，它不同于早期在日本盛行的佛教，后者强调学识、善工和禁欲。禅宗不强调这些，并且宣扬每个人都能开悟（Satori），只要能打破日常逻辑思考的寻常模式。禅宗主张冥想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传统的做法是公案，它可能是某个词或问题，通常令人感到困惑，像谜题，比如“一个巴掌拍会有什么声音？”寻常的思维习惯根本无法应对这样的问题，因此需要冥想来颠覆寻常的思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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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要把禅宗的简单性和普遍性与几个世纪之前的清少纳言（Sei Shonagon，966或967—1013）的著作所体现出来的禁欲主义和精英主义加以比较，就能看到禅宗所呈现的创新意识。清少纳言的日记，即《枕草子》（Pillow Book）是日本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10世纪的最后十年，清少纳言是皇后身边的侍女。当时正处平安王朝，平安王朝特别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其审美修养，在这方面，皇后也是整个国家审美修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清少纳言的日记随意记录了她对日常事物的印象，对它们的概括（常采取的是适当原则）以及各种不同的审美范畴（比如“失去了力量的事物”“唤起过往美好记忆的事物”“肮脏的事物”和“优雅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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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教对自然和美好仪式的节奏感的情调，体现在清少纳言的日记中，它描述了许多神道教节日的庆典。①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尽管完全不是系统的哲学著作，但是，它反映了重视和反思美的哲学洞见，以及颂扬皇室家族、鄙视下层阶级成员和智识低劣的人的政治精英主义。人们还可以在《枕草子》中发现某种对待男人的原初女性主义姿态，清少纳言显然觉得自己与男人平等，甚至还包含某种好胜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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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早期最伟大的禅宗佛教徒是道元（1200—1253），他坚持主张禅宗属于哲学训练。他被视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师。道元设想身体与心灵是统一体，提倡特殊的冥想姿势，即坐禅。正如道元所描述的，这种练习的目的是要让心灵进入前反思或“无思”的状态。通过清空心灵通常所具有的范畴和概念，人就能感受到佛教的以下洞见：无物在其“自身”中成其所是。事物之所以是其所是，只因为它处于与其他所有事物的关系之中。根据道元的说法，只要个人获得这种洞见，就能明白万物皆“虚无”，即“万物皆空”。所有存在者都有“佛性”，在这种佛性中，万物都能达到佛陀的“开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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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不同教派都试图唤起潜藏于个人心中的洞见，它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使用方法不同。比如，曹洞宗强调通过坐禅使心灵平和，与之相比，临济宗强调日常生活中的“顿悟”直觉和冥想。尽管它们对平静和自发性的强调程度各有不同，但它们有共同的目标，即开悟，这是惟有在日常思想范畴缄默无声时才会出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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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综合的过程，哲学意义大于观念和视角的融合。不同宗教只要彼此在信念和仪式层面上融合，人们就会对彼此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确实，尽管人们可能会因更新、更宽广的宗教视角融合而哀叹“纯粹”和“原初”宗教观念的丧失，但他可能不会抱怨因此而来的冲突和宗派仇恨的减少。但是，宗教哲学的方向绝不意味走上了综合之路，走向了相互理解。相反，至少西方将要经历自古代以来最重大的宗教分裂，这是比“大分裂”更严重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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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神道教有极为复杂的仪式和神话，但它不是很教条的宗教。它长久以来都与日本的儒教、佛教和平共存。在现代，神道教被塑造为国教，用以加强民族主义情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神道教不再是国教，但是，它仍是某种统合性的宗教现象，它的神庙和节日仍为日本人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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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宗教改革：路德及其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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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东西方基督教教会之间分裂的因素，可能更多的是政治与文化张力，而非哲学歧见。但是，后来的宗教改革这种更具创伤性的基督教内部分裂，情形并非如此。宗教改革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某些人仍然把它视为不幸的家庭纷争、宗教统一体的不必要的分裂，以及失去控制的误解或抗议。另外某些人则把它视为庞大、集权、贪婪和傲慢的机构的不可避免的自我毁灭。绝大多数新教徒认为宗教改革是在基督教内部致力于道德改革的运动。它反映了同时期其他重要的哲学运动和社会运动，尤其是人文主义（它拒斥中世纪世界观中极端的超自然主义）和民族主义（它在文化和历史范围内规定和巩固大宗教团体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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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始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奥古斯丁派的修士），他于1517年10月31日把“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之上。这个举动在路德与教会当局之间导致了一系列不断加剧的冲突。教会命令他放弃被视为异端的观点，而他却再三拒绝放弃。最后，他被革除教籍，而他在被逐出罗马天主教会之后，马上就在自己所辩护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基督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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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最直接的哲学关切就是西方传统的永恒问题，即罪与救赎的问题。自圣保罗以来，基督教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救赎。然而，个人不清楚如何确定自己是否得到救赎。路德确信，天主教会已经腐败不堪，它如今甚至通过售卖赎罪券来操控信徒的疑虑和恐惧。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具体针对的就是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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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向具体的个人保证，有时通过某些特定的祈祷或仪式，但更经常的做法是给神父金钱，才能得到免除罪恶的赎罪券。根据教会的说法，赎罪券可以使人更快进入天堂，它们取消了人的罪恶。（甚至对于较为善良的个人，可供选择的还有死后在炼狱中待段时间，为自己的罪恶受罚，与地狱不同，炼狱的情境有限，但也很难说是舒适之地。）赎罪券还可以用来取消已故亲人的罪恶。最终，发放赎罪券的做法沦落为敲诈，令教士变得富有，从而更激发教士的贪婪和野心。人们担心自己和所爱之人是否得到救赎，这种担心实际上成了资金的可观来源。路德认为这种做法是腐败，从教义上来看也是荒谬的。赎罪观念假定，人的行动（无论是默诵特定的祷辞还是进行施舍）对自己是否得到救赎有影响。在路德看来，这种观念无异于宣称，人可以贿赂上帝或购买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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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依据奥古斯丁的哲学，强调人类的罪性。如果让人类自行发展，处于堕落状态的人类不会选择善。根据路德的说法，人类天生被肉体的欲望与精神的渴望撕扯。此外，作为有罪之人，他们完全应该受到上帝惩罚。上帝会公正地惩罚他们。与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相比，路德甚至更强调罪的严肃性和上帝惩罚的主权。根据路德的说法，基督具有人形就是为了把人类的罪担在自己身上，基督之死就是为人类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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