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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将上帝视为最高存在，强调他作为绝对实体的永恒地位。许多经院哲学家强调上帝的神圣理智，以及对自然世界的理性设计。与之相比，路德（类似于中世纪思想家邓斯·司各脱和奥卡姆的威廉）强调上帝的意志。在路德看来，上帝本质上是意志的存在。因此，路德引用《旧约》强调上帝之怒。根据路德的说法，人也是意志的存在，个人是单一的意志统一体。尽管如此，人具有两面性：有形的“肉体” 和“精神”，前者是我们在自然中会朽坏，后者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超越了自然。我们体验到自己的超越性，但是，我们作为有形的肉体，也想表达自己的意志，反抗上帝的意志。路德认为罪就是对我们自己有限性的否定，对自爱的误入歧途的表达，对上帝意志的违逆。罪是败坏了的自我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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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描述的肉体与精神之间的战争，在绝望中达到顶峰。路德主张，上帝的律法与其说是指引，不如说是击碎罪人骄傲的“铁锤”或“铁砧”，愈益巩固了绝望。然而，绝望只是手段。当罪人在绝望中崩溃，上帝就能在那罪人的内心产生救赎。恩典在绝望之际到来，“它是比否定更深的深渊，但在它之上，有着深刻的神秘肯定。”因此，尽管有上帝之怒，上帝之爱仍会出现并且占据主导地位，他自由地选择宽恕人类，给予人类恩典。只要个人经由上帝的救赎而与上帝和解，他就获得了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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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对得救的说明，正如他对赎罪券的抨击，人类行动的作用以及谋取得救的努力在他那里有过明确的提示：人的事功和“善功”在得救上没有作用。路德否定了中世纪人的德性与上帝的救赎有关的中世纪观点。人无法“挣得”救赎。根据路德的说法，人应只专注于信仰。“信仰就是有益的”和“信仰就是幸福”，是路德思想最基本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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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路德认为善功对于得救而言既无必要，也不足以确保得救，但他仍希望基督徒去行善。道德行为和善行必然会随信仰而来。道德行为虽然不能保证人与上帝的关系，但是，融合在信仰中的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却能保证个人行为道德。路德相信，上帝直接通过信仰影响人的灵魂，为人提供力量克服罪恶，使人过有德的生活。基督徒有爱他人、服务他人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完成，并不是得救的条件，但却是个人得救的标志。路德主张，通过爱他人，基督徒展示了对上帝的爱。《新约》中提到的“爱邻人”特别重要，因为邻人是上帝在现世的代表。在有信仰的人那里，爱邻人和服务邻人自发“从内心”流露出来，而不是出于得救的外在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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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声称唯有信仰是得救的正当理由，这个主张不只驳斥了售卖赎罪券的做法。他还驳斥了整个神秘主义传统（这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都有），即精神实践会使个体与上帝合一。路德认为，上帝与人类之间的鸿沟是绝对的。对于人类而言，与上帝合一是不适当的目标。人只能做到与上帝沟通。但是，这种关系也由上帝主宰，无法通过人的主动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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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也反对经院哲学，反对在宗教问题上对理性论证的强调。他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拥护者，尤其怀疑托马斯·阿奎那的理性主义。他论证道，在人类的堕落状态中，人的所有能力都已然败坏，包括理性。路德认为，理性常常是傲慢的，它试图向自身说明信仰的真理，而后者在理性的洞察能力之外。信仰的理性辩护不是真正的宗教。真正的信仰要求体验，而非证明。此外，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这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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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坚持认为信仰是得救唯一需要的东西，这也等于否定了天主教的圣礼教义。圣礼即神父或主教主持的仪式，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把恩典赋予领受人。天主教教义不仅认为圣礼是领受恩典的有效手段；而且它也主张，圣礼是得救的基本要素。路德否定了天主教教义的这两个特征。他否认个人只要借助仪式就能自动地得到恩典；他坚持认为，领受者要有正确的内在品性来接受恩典。在这里，奥古斯丁对“内在”的强调，再次走到了宗教哲学的前台。尽管路德认可圣礼在表达和加强信仰上的价值，但他仍然否定它们对于得救的必要性。唯有信仰才是得救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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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路德拒斥了天主教圣礼教义的另一个特征，即神父在忏悔中的作用。天主教认为神父是上帝与个人之间具有基本作用的中介。比如，在忏悔中，神父被认为是上帝的使者，能够赦免信徒忏悔的罪行。路德拒斥神父是上帝的使者、能够豁免或阻碍得救的观念。个体灵魂的地位在人与上帝之间，神父与此无关。因此，除了受洗和圣餐，他拒斥其他任何圣礼，尽管他有时似乎也关心忏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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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路德的观点，那些有信仰的人尽管有罪，但受到福佑，确保他们与上帝有正确的关系，并且确信上帝会拯救他们。根据天主教的教义，以为自己会得救是冒失之罪；但路德认为，有信仰的人能够且应该相信上帝的仁慈。不过，他并不认为基督徒应该自以为是、得意洋洋，相反，基督徒应该始终保持谦卑和悔改的姿态。路德也认为，唯有上帝能够充分掌握个人的动机。因此，基督徒不能相信自己的德性。相反，他应如履薄冰地维持与上帝的良好关系。这意味着少关注外在仪式，少依赖于神父和教会，少强调圣礼，少关注外部事物。与罗马天主教华丽的教堂和圣仪相比，路德号召精简礼拜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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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强调得救的普遍可获得性，主张教士应该摆脱天主教中已经僵化的教会等级制度。他既否认这种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又否认其权威性。教皇和大公会议也会在宗教问题上犯错，个人无需教士也能理解上帝的言辞。根据路德的说法，每个帮助他人的基督徒都与上帝和谐一致，扮演使徒继承人的角色，在宗教问题上，最终的权威是经文，而非教士。因此，基督教共同体，而非作为机构的教会，才有助于培养个人与上帝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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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拒斥神父、修道院的“宗教生活”是比平信徒的“宗教生活”“更高级”的宗教生活形式。他也否认婚姻干扰宗教的天主教观点。他谴责天主教要求教士独身的主张；他自己就结婚了（妻子以前是修女）。他维护所有基督徒的“各种希望”，极力主张基督徒尊重上帝号召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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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路德不同，法国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强调制度化教会和神学体系的重要性。加尔文宗在1530年前后成为重要的宗教改革力量。那时，由于宗教改革与天主教的分裂，导致新教义不断涌现，而且随着对“内在”的重新强调，出现了某种野蛮的个人主义。作为对这种宗教无序和哲学无序的回应，加尔文认为有必要建立新教机构，以便为区分宗教真理与异端提供清晰明确的基础。加尔文的巨著《基督教要义》（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大篇幅关注基督教会的组织结构，他认为教会是上帝认可的拯救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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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人类的罪性上，加尔文甚至比路德走得更远。他认为，人类因原罪而败坏，甚至新生的婴儿也足以下地狱。实际上，加尔文认为，除了用以表明上帝的恩典，人类完全也不重要。根据加尔文的说法，上帝是全能的，他以绝对的必然性统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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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对上帝意志之核心性的信念，提示了他对得救的理解，以及他自己对恶的问题的回答。根据加尔文的观点，即使罪人抵抗上帝的意志，他们也无法脱离上帝的意志行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上帝想要他们的罪性。加尔文用他的前定学说阐明了上帝与罪的这种悖论关系。为了说明为何是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加尔文论证道，上帝早就拣选和预定了哪些人会得救，哪些人将受到永罚。但是，甚至会得救的较少部分人，作为罪人，也不值得拯救。上帝只不过选择了宽恕他们。他的宽恕是给予拣选者的礼物，而这些拣选者早已被永恒地计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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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认为，所有人的真正天职就是认识上帝。他比路德更同情经院哲学家的理性论证和方法，他的前定学说本身就是对上帝权威进行推理的结果。但是，加尔文认为经院哲学家对上帝本性的推理方式是不恰当的。上帝的本性离我们很远，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我们能够且应该关心的是上帝与我们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圣经》中很明显。因此，上帝的知识源于对经文的认识和遵从。在所有宗教问题上，《圣经》仍然是权威的唯一基础。加尔文拒斥微妙的寓意解释，坚持采用上帝之言的表面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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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圣经》是上帝拯救拣选者的关键手段，但是加尔文也强调教会作为上帝恩典的工具的重要性。路德否定基督教共同体严格要求教会作为其可见的形体，尽管他看到了某些组织作为传播福音的手段的价值。相反，加尔文认为教会是基督的可见身体（这是天主教徒也认可的观点，只是他们心中有不同的教会）。再次，机构与象征之间的关系成了宗教内部的关键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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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加尔文用天主教神学熟悉的术语描述教会的功能。然而，他认为拣选是教会成员的关键基础。因此，无论教士在促进灵修上可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无法确定自己辅助的那些人是否是教会的真正成员，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谁是拣选者、谁不是拣选者。实际上，个人自身也不清楚自己是否是拣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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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并不认为这里存在问题。如同路德，他也相信，被选定的基督徒应该要有确信。如果人觉得自己与基督有交情，体验到对信仰的内在召唤，他就能确信自己是拣选者。加尔文追随奥古斯丁，认为人不应专注于判断他人，而应关注自己的精神信仰与安宁。尽管如此，人仍然必须承认难以认定自己是否被拣选，因此人们必然倾向于相互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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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认为，拣选论导致了“新教伦理”的发展。从加尔文的观点来看，个人可以被拯救的唯一外在证据是他的行为。因此，尽管新教不强调人的事功和善功，但许多新教徒几近迷恋工作，因为工作如今被视为得到福佑的标志。根据韦伯的说法，现代资本主义就是这些劳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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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坚持认为较为地方性的基督教共同体应服从更大的教会。尽管如此，基督教仍继续在分裂。在英国，亨利八世与罗马教会断绝关系，宣称自己是英国教会的领袖，表明自己在宗教事务上具有民族（和个人）主权。英国的进一步分裂则是由清教徒造成的，他们要求在基督教内部进行道德改革，认为英国的教会仍然太像天主教，同样有太多的道德败坏。其他教派则不赞同新发展的新教教会。重浸派、教友派和门诺派教徒形成其他某些教派，他们重新强调宗教体验的个人性。重浸派教徒也拒斥婴儿洗礼的做法（天主教徒、路德派和加尔文派），认为这种仪式经文上没有，也没有人情味。其他某些团体则拒斥信奉国教，强调地方教会的宗教自由。“五旬节派”和其他“灵修”团体组织的礼拜，认为圣灵的内在之光可以在个体灵魂内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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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反宗教改革运动、伊拉斯谟和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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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宗教改革，天主教会受到抨击和破坏。从此以后，影响力和重要性越来越小。教皇和他的主教们并不是吓坏了的旁观者，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教会四分五裂。相反，他们充满了复仇之心，积极予以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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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已经开始了反对异端的激进运动，最著名的是西班牙宗教法庭的审判。仅仅在路德发起反抗几年之后，教会就支持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创建耶稣会。由于坚持理性在宗教问题上具有不可削弱的权力，“耶稣会士”中出现了好几代训练有素，甚至很强大的哲学思想家。在西班牙，苏亚雷斯（Francisco Suárez，1548—1617）撰写了全面、系统的经院派形而上学纲要，包括对犹太教、伊斯兰教和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家的论述。苏亚雷斯在很大程度上坚持了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观点，但是他也有自己原创思想。特别是，他继承融合了众多中世纪思想家的思想，他们强调意志在律法基础中的作用。尽管苏亚雷斯赞同阿奎那，认为自然法与理性命令不矛盾，但他强调上帝权威在所有问题上的重要性。人类理性处于自己该有的位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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