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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强调得救的普遍可获得性，主张教士应该摆脱天主教中已经僵化的教会等级制度。他既否认这种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又否认其权威性。教皇和大公会议也会在宗教问题上犯错，个人无需教士也能理解上帝的言辞。根据路德的说法，每个帮助他人的基督徒都与上帝和谐一致，扮演使徒继承人的角色，在宗教问题上，最终的权威是经文，而非教士。因此，基督教共同体，而非作为机构的教会，才有助于培养个人与上帝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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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拒斥神父、修道院的“宗教生活”是比平信徒的“宗教生活”“更高级”的宗教生活形式。他也否认婚姻干扰宗教的天主教观点。他谴责天主教要求教士独身的主张；他自己就结婚了（妻子以前是修女）。他维护所有基督徒的“各种希望”，极力主张基督徒尊重上帝号召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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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路德不同，法国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强调制度化教会和神学体系的重要性。加尔文宗在1530年前后成为重要的宗教改革力量。那时，由于宗教改革与天主教的分裂，导致新教义不断涌现，而且随着对“内在”的重新强调，出现了某种野蛮的个人主义。作为对这种宗教无序和哲学无序的回应，加尔文认为有必要建立新教机构，以便为区分宗教真理与异端提供清晰明确的基础。加尔文的巨著《基督教要义》（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大篇幅关注基督教会的组织结构，他认为教会是上帝认可的拯救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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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人类的罪性上，加尔文甚至比路德走得更远。他认为，人类因原罪而败坏，甚至新生的婴儿也足以下地狱。实际上，加尔文认为，除了用以表明上帝的恩典，人类完全也不重要。根据加尔文的说法，上帝是全能的，他以绝对的必然性统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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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对上帝意志之核心性的信念，提示了他对得救的理解，以及他自己对恶的问题的回答。根据加尔文的观点，即使罪人抵抗上帝的意志，他们也无法脱离上帝的意志行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上帝想要他们的罪性。加尔文用他的前定学说阐明了上帝与罪的这种悖论关系。为了说明为何是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加尔文论证道，上帝早就拣选和预定了哪些人会得救，哪些人将受到永罚。但是，甚至会得救的较少部分人，作为罪人，也不值得拯救。上帝只不过选择了宽恕他们。他的宽恕是给予拣选者的礼物，而这些拣选者早已被永恒地计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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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认为，所有人的真正天职就是认识上帝。他比路德更同情经院哲学家的理性论证和方法，他的前定学说本身就是对上帝权威进行推理的结果。但是，加尔文认为经院哲学家对上帝本性的推理方式是不恰当的。上帝的本性离我们很远，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我们能够且应该关心的是上帝与我们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圣经》中很明显。因此，上帝的知识源于对经文的认识和遵从。在所有宗教问题上，《圣经》仍然是权威的唯一基础。加尔文拒斥微妙的寓意解释，坚持采用上帝之言的表面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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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圣经》是上帝拯救拣选者的关键手段，但是加尔文也强调教会作为上帝恩典的工具的重要性。路德否定基督教共同体严格要求教会作为其可见的形体，尽管他看到了某些组织作为传播福音的手段的价值。相反，加尔文认为教会是基督的可见身体（这是天主教徒也认可的观点，只是他们心中有不同的教会）。再次，机构与象征之间的关系成了宗教内部的关键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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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加尔文用天主教神学熟悉的术语描述教会的功能。然而，他认为拣选是教会成员的关键基础。因此，无论教士在促进灵修上可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无法确定自己辅助的那些人是否是教会的真正成员，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谁是拣选者、谁不是拣选者。实际上，个人自身也不清楚自己是否是拣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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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并不认为这里存在问题。如同路德，他也相信，被选定的基督徒应该要有确信。如果人觉得自己与基督有交情，体验到对信仰的内在召唤，他就能确信自己是拣选者。加尔文追随奥古斯丁，认为人不应专注于判断他人，而应关注自己的精神信仰与安宁。尽管如此，人仍然必须承认难以认定自己是否被拣选，因此人们必然倾向于相互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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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认为，拣选论导致了“新教伦理”的发展。从加尔文的观点来看，个人可以被拯救的唯一外在证据是他的行为。因此，尽管新教不强调人的事功和善功，但许多新教徒几近迷恋工作，因为工作如今被视为得到福佑的标志。根据韦伯的说法，现代资本主义就是这些劳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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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坚持认为较为地方性的基督教共同体应服从更大的教会。尽管如此，基督教仍继续在分裂。在英国，亨利八世与罗马教会断绝关系，宣称自己是英国教会的领袖，表明自己在宗教事务上具有民族（和个人）主权。英国的进一步分裂则是由清教徒造成的，他们要求在基督教内部进行道德改革，认为英国的教会仍然太像天主教，同样有太多的道德败坏。其他教派则不赞同新发展的新教教会。重浸派、教友派和门诺派教徒形成其他某些教派，他们重新强调宗教体验的个人性。重浸派教徒也拒斥婴儿洗礼的做法（天主教徒、路德派和加尔文派），认为这种仪式经文上没有，也没有人情味。其他某些团体则拒斥信奉国教，强调地方教会的宗教自由。“五旬节派”和其他“灵修”团体组织的礼拜，认为圣灵的内在之光可以在个体灵魂内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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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反宗教改革运动、伊拉斯谟和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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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宗教改革，天主教会受到抨击和破坏。从此以后，影响力和重要性越来越小。教皇和他的主教们并不是吓坏了的旁观者，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教会四分五裂。相反，他们充满了复仇之心，积极予以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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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已经开始了反对异端的激进运动，最著名的是西班牙宗教法庭的审判。仅仅在路德发起反抗几年之后，教会就支持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创建耶稣会。由于坚持理性在宗教问题上具有不可削弱的权力，“耶稣会士”中出现了好几代训练有素，甚至很强大的哲学思想家。在西班牙，苏亚雷斯（Francisco Suárez，1548—1617）撰写了全面、系统的经院派形而上学纲要，包括对犹太教、伊斯兰教和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家的论述。苏亚雷斯在很大程度上坚持了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观点，但是他也有自己原创思想。特别是，他继承融合了众多中世纪思想家的思想，他们强调意志在律法基础中的作用。尽管苏亚雷斯赞同阿奎那，认为自然法与理性命令不矛盾，但他强调上帝权威在所有问题上的重要性。人类理性处于自己该有的位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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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上来看，反宗教改革导致经院哲学得以延续，不过，如今它表现激进，处于斗争的前沿。自智术师以来，这个时期的论辩和论证在哲学中比任何时代都更具有核心地位，但同时也更处于危机关头。在接下来的六代人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战争撕裂了欧洲，现代哲学作为极具侵略性、对抗性的学科出现，或许可以追溯到那段苦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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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这两极之间，我们很容易忽视许多具有理性的哲学家，他们身陷混乱的时代，却拒绝为时代愚行和暴行辩护。这个时代有两个思想家最为著名，他们不仅才华横溢，更是哲学家可以且应该具有的理想形象的最佳典范，堪比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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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他是虔诚且坦率的宗教改革家，与教会不和但拒不加入宗教改革运动。伊拉斯谟坚持认为，普通人也可以理解经文（因此应把经文翻译为普通用语），他自己是第一批严肃的《圣经》学者之一，为后来几代学者具体而微地探究《圣经》的形成开辟了道路。伊拉斯谟也是机智诙谐的社会批评者，自然招致了强有力的批评，也赢得了永久的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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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他的好友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1478—1535），他曾在臭名昭著的亨利八世治下担任过英格兰大臣。亨利八世为了离婚然后迎娶当时的情人，要与罗马教会决裂，莫尔对此坚决抵制，结果被斩首。然而，他也留下了智慧探寻者应有的形象，堪称令人推崇的哲学家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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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尽管厌恶单调乏味的经院哲学，但他仍是杰出的经院学者之一。首先，他是人文主义者、教会精神的辩护者，不过，在适当的时候他也是教会做法的严厉批评者。正如马丁·路德，他批评售卖赎罪券以及教士不得体的其他商业行为。他还拒斥教皇无错论的说法，而且，在路德的早期生涯，伊拉斯谟对他的改革热情评价甚高。然而，与路德不同的是，他不想冒分裂教会的危险。在1524年，他展开了对路德的批评，他们之间的往来信件针锋相对。伊拉斯谟拒斥新教严苛的预定论，而且与路德为普通人的解释能力辩护不同，他对粗野无知并没什么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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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自己是神父，但他激烈地批评同行的无知。他虽然反对经院哲学，但他自己却是热情的学者。他编辑了《新约》的第一个希腊语本和新的拉丁文译本，这成了后来几乎所有《新约》研究者的基础。不过，伊拉斯谟尽管拒斥路德和宗教改革，要求保持教会的统一性，但他仍被许多天主教徒斥责为路德孵化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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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是具有世界视野的学者，他曾到处旅行，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待过，也到过巴黎、弗莱堡、都灵和伦敦。他的人文主义与其说是某种学说，不如说是他谦虚品格的反映，也跟他在欧洲主要城市有过广泛体验密切相关。他最为经久不衰和受人喜爱的作品，有些辛辣，却不失风趣，尽显幽默和人性。这部著作就是《愚人颂》（In Praise of Folly，1549)，自述性标题极为准确。据说，他只用了一周就写完了这本书。它在中世纪晚期成了最受欢迎的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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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书最鲜明的特征是“讽刺辛辣”，但下笔时充满同情，也很风趣。《愚人颂》以“愚人”的口吻叙述，可以想见，这本书最常针对的目标是自夸。伊拉斯谟也用愚人称呼“愚蠢的哲学家”、富人、权势者、教皇、医生、赌徒、圣人、作家、好战分子、神学家、基督徒，以及其他各种人。他批评斯多葛派，说他们试图从高贵生活中删掉情感，把他们教义的拥护者变成了“大理石雕像”。他讥讽柏拉图的“理想国”，认为它同样无法忍受，而且苏格拉底本人就成了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对象。伊拉斯谟向我们保证，哲人王绝对是最糟糕的统治者。伊拉斯谟也没有放过自己，他以及他的“希腊癖者”同行也受到了类似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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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颂》的要点容易在嬉闹、讽刺之中遭到忽视，有意不加说明的斥责目标既是为智慧德性的辩护，又是对它的约束、限制。他说，唯有上帝拥有智慧，在这方面，他明确赞同苏格拉底的说法。但是，人类生活中还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人类生活本身，它们要归于愚蠢，而不是智慧。如果人们真的具有预见结果和未来的智慧，谁还会结婚、生子、搞政治、恋爱、做哲学家呢？他援引索福克勒斯的说法，论证某种完全反哲学的观点，即“最幸福的生活是一无所知的生活”。尽管如此，伊拉斯谟的著作是最好的哲学，它极其动人、有趣、深刻，堪称自由、谦卑、正直和幽默的苏格拉底式哲学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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