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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尽管厌恶单调乏味的经院哲学，但他仍是杰出的经院学者之一。首先，他是人文主义者、教会精神的辩护者，不过，在适当的时候他也是教会做法的严厉批评者。正如马丁·路德，他批评售卖赎罪券以及教士不得体的其他商业行为。他还拒斥教皇无错论的说法，而且，在路德的早期生涯，伊拉斯谟对他的改革热情评价甚高。然而，与路德不同的是，他不想冒分裂教会的危险。在1524年，他展开了对路德的批评，他们之间的往来信件针锋相对。伊拉斯谟拒斥新教严苛的预定论，而且与路德为普通人的解释能力辩护不同，他对粗野无知并没什么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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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自己是神父，但他激烈地批评同行的无知。他虽然反对经院哲学，但他自己却是热情的学者。他编辑了《新约》的第一个希腊语本和新的拉丁文译本，这成了后来几乎所有《新约》研究者的基础。不过，伊拉斯谟尽管拒斥路德和宗教改革，要求保持教会的统一性，但他仍被许多天主教徒斥责为路德孵化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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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是具有世界视野的学者，他曾到处旅行，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待过，也到过巴黎、弗莱堡、都灵和伦敦。他的人文主义与其说是某种学说，不如说是他谦虚品格的反映，也跟他在欧洲主要城市有过广泛体验密切相关。他最为经久不衰和受人喜爱的作品，有些辛辣，却不失风趣，尽显幽默和人性。这部著作就是《愚人颂》（In Praise of Folly，1549)，自述性标题极为准确。据说，他只用了一周就写完了这本书。它在中世纪晚期成了最受欢迎的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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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书最鲜明的特征是“讽刺辛辣”，但下笔时充满同情，也很风趣。《愚人颂》以“愚人”的口吻叙述，可以想见，这本书最常针对的目标是自夸。伊拉斯谟也用愚人称呼“愚蠢的哲学家”、富人、权势者、教皇、医生、赌徒、圣人、作家、好战分子、神学家、基督徒，以及其他各种人。他批评斯多葛派，说他们试图从高贵生活中删掉情感，把他们教义的拥护者变成了“大理石雕像”。他讥讽柏拉图的“理想国”，认为它同样无法忍受，而且苏格拉底本人就成了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对象。伊拉斯谟向我们保证，哲人王绝对是最糟糕的统治者。伊拉斯谟也没有放过自己，他以及他的“希腊癖者”同行也受到了类似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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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颂》的要点容易在嬉闹、讽刺之中遭到忽视，有意不加说明的斥责目标既是为智慧德性的辩护，又是对它的约束、限制。他说，唯有上帝拥有智慧，在这方面，他明确赞同苏格拉底的说法。但是，人类生活中还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人类生活本身，它们要归于愚蠢，而不是智慧。如果人们真的具有预见结果和未来的智慧，谁还会结婚、生子、搞政治、恋爱、做哲学家呢？他援引索福克勒斯的说法，论证某种完全反哲学的观点，即“最幸福的生活是一无所知的生活”。尽管如此，伊拉斯谟的著作是最好的哲学，它极其动人、有趣、深刻，堪称自由、谦卑、正直和幽默的苏格拉底式哲学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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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伊拉斯谟，托马斯·莫尔爵士是极其虔诚又极为独立的思想家。众所周知，他把个人信仰和正直视为高于世俗忠诚和自我利益。他成长于成功的商业家族，他自己也做生意，还有过令人羡慕的政治生涯。正如伊拉斯谟，莫尔既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人文主义者，而且，他对于教会之名遭到随意滥用感到震惊。但是在英国，他遭遇了完全不同于撕裂欧洲大陆的问题。无论人们如何设想路德及其宗教改革，都不会怀疑他抨击教会的理由是出于宗教的和精神的。然而，亨利八世意欲断绝与教会的关系，却完全不是出于宗教和精神理由。亨利八世只是想与他的妻子凯瑟琳离婚，然后迎娶安妮·博林（Anne Boleyn），但是莫尔，这个长期以来为亨利八世提供明智建议的人，拒不接受国王的计划。尽管遭受亨利的威胁和短暂入狱（莫尔自称很享受），但他仍拒不屈服，最后，亨利八世处死了他。伊拉斯谟曾在伦敦期间与莫尔待过一段时间（并在那里撰写了他的《愚人颂》），他称莫尔是“公正的人”，我们这个世纪讲述莫尔生平的某部著名戏剧也以此命名，后来的同名电影还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电影。1935年，莫尔被封为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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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的经典著作是《乌托邦》（Utopia，1515），它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提供了理想社会的详细蓝图。莫尔杜撰了 utopia 这个词，乌托邦有双重含义，一是“不存在的地方”（u-topia），一是“好地方”（eu-topia）。值得注意的是，莫尔心中的乌托邦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共产主义社会，完全由理性统治。正如后来的许多社会哲学家，莫尔在理性生活与纯粹的利己主义之间进行了鲜明对照，他认为后者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初本性的缺陷。在《乌托邦》的背景下，莫尔还讨论了如今依然可以作为话题的某些问题，比如女权、安乐死、堕胎、结婚和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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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与伊拉斯谟共同努力统一基督教，并开启了基督教学者吸收希腊经典的智慧之门。但是，更普遍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共同赋予了宗教争端以人情味，这些宗教争端在现代世界常常充满暴力。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宗教在欧洲人的生活中丧失了它的支配性的地位。在向现代较为世俗的人文主义转变过程中，伊拉斯谟和莫尔是最为激动人心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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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亚里士多德之后：培根、霍布斯、马基雅维利和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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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层面出现的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已经被文艺复兴及其对个体的强调所改变。文艺复兴或“新生”并非像它的某些较为激进的拥护者所认为的那样，是“重新开始”的时代，但它无疑是充满活力、热情和实验的时代。特别是，这个时期重新发现或者至少可以说重新强调了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文献。文艺复兴的口号是“人文主义”，这是自12世纪以来就已经发展出来的强调个人尊严的概念。18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评论道，文艺复兴的突出特征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然而，这种对新生和发现的强调，意味着对文艺复兴之前整个千年的无视，人们完全可以追问，这种对古老书籍和作品的新兴趣是否真的能证明抹黑中世纪的正当性（中世纪也因此被称作黑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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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瘟疫（黑死病）毁灭了欧洲的三分之一人口，英法之间百年战争杀死的人口也不相上下，随着这些灾难逐渐远去，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当时人们感到的快乐。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可以视为对这段艰难岁月的反弹和解脱。封建主义差不多已经完全崩溃，欧洲盛行着新的重商主义和探索精神。当时精致、有教养的城市阶层的世俗新理想逐渐兴起。不过，正如当时和如今的福音派辩论家指责的那样，人文主义本质上是世俗的或无神的。在许多方面，文艺复兴仍具有中世纪的特点，有时还具有神秘主义的特点，重要的是要记住，个人尊严的重新强调是在基督教的怀抱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滋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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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明显的分界线能够把中世纪与现代区分开来，文艺复兴也无法完全归入其中任何时期。教科书为了方便起见，把这个分割线定在1500年，但是，文艺复兴的转型至少横跨14世纪中期直至1600年。人们也确实围绕如何对这个时期的哲学人物加以归类，进行了毫无意义的争论。文艺复兴首先是场文学艺术运动。它最有价值的产品是“人文学科”，它们是每个有教养的公民都会期待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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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文学科也包括对科学的尊重，当然，这是由技术和数学的发展所促发的科学。因此，文艺复兴也可以根据当时的哥白尼革命来定义，哥白尼革命指的是：我们宇宙的中心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与更大的神学教条相比，科学知识的追求长期以来处于较低的附属性位置，而如今却迅速攀升，与教会形成了持久甚至残酷的对抗。1600年，布鲁诺（Giordano Bruno）作为异端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之后不久，伽利略又被迫公开放弃他所认同的哥白尼的观点。（直到1992年，这个观点才为天主教会正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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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学与宗教之间向来存在冲突，但不宜过分夸大。正如自然被视为上帝的“手工作品”（这是源自古希伯来人的观念，并得到托马斯·阿奎那的辩护），科学作为理解上帝之奇迹的方式，也被视为理解启示的方式。在很多情形下，只要不与教义发生冲突，教会还是乐意容忍科学的。无论如何，尽管有对卢克莱修的再发现（以及对他的热情），但科学尚还没有提出纯粹机械论、无神论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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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文艺复兴是向古典和古典哲学的回归，但是，它也表现为对古代最光辉灿烂的人物即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全面抨击。在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既是人们的核心关注点，也是最成问题的人物。一方面，文艺复兴“哲学发现”的整个气质，以及所用的基本语汇和洞见，无疑完全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另一方面，“异教徒”亚里士多德几乎消失不见，而且绝大多数保留下来的东西都被嵌入经院哲学的教条之中，或者通过圣托马斯·阿奎那融入基督教教会的教义之中，或者通过伊本·鲁世德融入伊斯兰教的教义之中。某些有理解力的个人能够区分真正的亚里士多德与经院学者笔下的亚里士多德，但是，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基本都明确反对亚里士多德。可以想见，与这种反应相伴随的是对柏拉图的戏剧性的再发现和辩护，他的作品当时被广泛地翻译为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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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科学而言，亚里士多德几乎支配了所有学科长达15个世纪，不妨举几个例子，比如物理学、宇宙学、生物学和心理学。公元前4世纪看起来像常识的理论和假设，由于未经检测，仍在15、16世纪占据支配地位。伽利略做了个简单但很著名的实验，他用两个体积不同的石头从比萨斜塔上抛下，检测它们各自的加速度，结果表明它们各自的加速度相同，与亚里士多德的预测相反。这似乎突显了新科学家们对亚里士多德不以为然的蔑视。很久以前由亚里士多德定义并规定的“常识”，不再为人们简单接受。比如，亚里士多德（如同他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相信后来所谓的托勒密式宇宙观，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常识信念受到严重质疑，然而充满反讽的是，文艺复兴这个新兴的人文主义论坛，部分是建立在如下令人震惊的启示之上：人类以及他们所占据的星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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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也支配着政治学领域，亚里士多德颂赞逐渐消失的希腊城邦，认为这仍然是理想的共同体组织形式，在很久之后这些社会会成为现实或变得可能。（不幸的是，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的维护仍得到广泛的认可。）然而，就积极的方面而言，类似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核心主张也是，国家、政府和权威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有道德的人。政治与德性、政治才能与道德规范携手并进。文艺复兴受人诟病、令人震惊的重要特征就是拒斥了这个高贵的观点。政治即便不是完全的“肮脏交易”，最多也不过是某种妥协，它代表了人性中最糟糕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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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就文艺复兴是新生而言，它常常拒斥的与其说是教会或基督教，不如说是亚里士多德。至于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最杰出的批评者，我们这里只提及三位：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以及比他们几乎早一个世纪的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他们三人全都是亚里士多德的反对者，尽管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亚里士多德（哪怕他们并不承认）。培根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科学传统的奠基人，这也意味着他与亚里士多德的决裂，他坚持我们要以纯粹经验的实验方法“重新开始”。霍布斯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培根的朋友和同事，他也是新科学的开拓者，彻底批判亚里士多德神学宇宙观，另一方面，他是现代政治理论最具影响力的建构者之一，激烈反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人”的社会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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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至少还应该提到马基雅维利这个众所周知的名字，他在文艺复兴时期混乱、腐败的意大利为现代政治奠定了基础。他那本臭名昭著的《君主论》（The Prince）明显在说，政治中毫无道德可言。在《兵法》（Art of War）这本书中，他认为战争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常态，需要持续的准备和战略，而不能只是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临时匆忙召来未经训练的军队。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等同于伦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与这种做法的决裂，要比培根科学反抗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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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本人并不是科学家，也就是说，他并不像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那样，因其理论或发现而闻名。相反，他的贡献在于对科学和一般知识的理论化。特别是，他提出了对伽利略影响很大的实验方法。正是培根阐述了后来成为教科书标准的“科学方法”，这包括仔细观察和可控、有条不紊的实验。科学方法对于古代人认为已经得到回答的所有问题，提供了新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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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培根依然相信理性高于经验，他对亚里士多德影响（即15个世纪以来对他的理论的毫无批判地接受）持续抨击不应掩盖如下这个事实：培根是亚里士多德的再传弟子，而不是他的对手。针对过去的教条，培根试图对“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正名。这不应该像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那样，被误解成在为不顾结果的探究辩护。培根明确持相反的立场，即认为知识是有用的。实际上，他有个说法众所周知：“知识就是力量！”他也认为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终极支配，如《创世记》中许诺的那样，而且，作为对上帝作品的研究，科学也就像对上帝之言的研究那样是启示的合法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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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坚持认为，只要使用正确的方法，每个人都能发现真理，由此提出了相对于科学的平等主义立场。科学不是天才的专属领域。这后来成了极为重要的政治主张。但这并不意味着培根只是在为“常识”辩护。他哲学中最有力的方面是对人性中各种“偶像”的批判，正是它们阻碍或扭曲了正确的科学探究。这些各种各样的偏见和错误观念，是我们的长辈告诉我们且从未遭受过质疑的东西。人类信念有其惰性或保守性，要让人们抛弃某种已然确立、舒适但却错误的信念，这非常困难。一厢情愿的思考常常侵蚀谨慎的知觉和“真正的经验”。还存在以下这种危险：我们的感官并非总是值得信赖，这是培根和古代人共有的观点，也是其继承者笛卡尔具有的观点。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培根抨击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这种目的性或目的论解释。自然如其所是地显现，并不是因为对象和事件有其目的，而是因为它们有质料或“动力”因，遵循自然的“形式”或规律。这种对亚里士多德目的因的抨击，可能是培根对亚里士多德有时不公平的抨击中最具破坏性和持久印象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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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形而上学家而不是科学家，霍布斯提出了关于世界的纯粹唯物论、机械论模型，世界只是“运动的物质”。这或许是从德谟克利特和古代的原子论者以来最不具人性、最为苍白的宇宙论描述，但是，这种极端的做法总是有其反对力量。霍布斯也许相信机械论的宇宙观，但它不是无神论的观点。他大半生的精力都在为并不排除神学的宇宙论辩护（实际上，他最著名的作品《利维坦》基本都在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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