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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霍布斯的闻名在于其对“自然状态”下人类生活的尖刻看法，即所谓的自然状态，即社会形成“之前”的状态。他在《利维坦》这部著作的前几页就告诉我们说，自私是支配性原则，人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正义。因此，生活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它“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寿”。在这种危险、相互争斗的背景下，人们为了彼此的安全和利益，相互之间共同形成“社会契约”。他们把某些适度的权力交给“主权者”，那个统治他们的国王，所依据的不是神圣的权利，而是共同的同意。由于同意，人类进而受到正义观念的保护。正义本身是契约社会的产物，而不是它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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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到底是把他的自然状态模型看成一个表面上的假设，还是把它当作引入极端新颖的社会观的思想实验，这是仍在持续的争论。人们通常认为，后面这种说法更有意义。霍布斯自己在他后期的某些著作中表明，人性绝非他在自然状态中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不过，政治哲学的未来将被社会契约的观念统治（这个观点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洛克和卢梭，甚至康德，都在为各种形式的社会契约辩护，当然，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支配性的政治观念（以“宪法”的形式），乃是接下来这个世纪种种革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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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非洲和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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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欧洲因派系冲突而撕裂，大国多多少少都陷于连续不断的相互战争之中，欧洲人开始向外转向“新”世界，迫切要求剥削、开拓看似无限的土地上的资源。他们也关心如何使新世界中的土著皈依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完全听不到福音。但实际上，新世界有极其丰富的宗教传统和大量宏伟壮观的城市与文明，完全可与古埃及的奇迹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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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1492年创建宗教裁判所时，哥伦布正好“发现”美洲，这可以说是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巧合。很快，西班牙神父也加入了征服者的行列，试图在获得这些美妙的“新”帝国战利品的同时俘获灵魂。在法国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或“胡格诺教徒”）相互厮杀之际，法国的探险家和传教士正扬帆来到圣劳伦斯河、中国沿海，并穿过南太平洋。同样，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和某些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在进行他们各自的探险之旅。当英国教会与罗马决裂进而分裂为十多个小教派，实际上它们都开始劝人改宗，把教士派往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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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宗教皈依、贸易和资源来源等方面的争夺展开国际性竞争，很快就成了全球性的现象。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把中美洲和南美洲变成了殖民地。英格兰人在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建立了殖民据点。荷兰人攫取了加勒比海的某些地区和印度尼西亚的数百个岛屿。法国人则占据加拿大东部和路易斯安那。实际上，所有这些国家都进入过从中国到非洲东海岸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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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殖民主义发生了极为恶劣的转变。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以及同样重要的封建制度的确立，奴隶制在欧洲已经减少，因为封建农奴束缚在庄园上，奴隶就不再是必要的了。然而，由于农奴制的结束，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和西印度大量种植园的殖民化，奴隶制的需求又开始增加。①由于这种想法，哥伦布从美洲带回了五百个印第安人。（伊莎贝拉女王值得赞扬之处就在于，她把这些印第安人遣送回了他们的家乡。）不过，非洲成了奴隶的主要来源地。首先，英格兰人和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就建立了系统的奴隶贸易。有证据表明，非洲内部早就存在某种奴隶贸易，这似乎是自古以来遍及整个世界的事情。但是，新殖民体系把奴隶制变成了产业（而不是战争的副产品），绑架而来的非洲土著成了欧洲大陆最有价值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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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殖民主义并不是新现象。古代的腓尼基人殖民过地中海地区和北非的许多地区，古希腊人殖民过小亚细亚，并且在亚历山大的领导下曾试图殖民半个亚洲。罗马人则发明了“帝国主义”观念，而且，罗马帝国把罗马文化和制度的统治范围扩张到所知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从野蛮的不列颠群岛到被冲突肆虐的巴勒斯坦地区。不过，新殖民主义与16、17世纪的帝国主义似乎有无限可开拓和扩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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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现时代”的主要目标是贸易，但是，人们也不能忽略冒险精神、宗教热情和国家荣誉。欧洲人所到之处，不仅传播他们的宗教，还传播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体制。（他们也给他们带去了致命的疾病。）在通常对“地理大发现”和政府的颂赞中，人们常常忽视了如下这个基本事实：这些新发现的大陆已经有数百万的人类居住，而且其中许多人已经创建了伟大的文明。在欧洲仍然处于动荡不安的时候，与从未属于欧洲文化和宗教的人民遭遇，至少促使欧洲人对自己帝国主义的殖民态度有所反思。法国哲学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曾说过令整代法国人愤慨的话，他说：与富有、败坏和不幸福的欧洲基督徒相比，海外还存在完整的、快乐的文明，比如新发现的美洲。没错，蒙田承认那些土地上的居民是“食人者”，但是他同时也指出，那里的人仍然过着美好的生活，没有欧洲人的奢靡、背叛以及《圣经》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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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新社会的发现，特别是南太平洋上波尼利西亚群岛的发现，促使了许多这样的哲学思辨。幸福、“无知”的部落社会过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这种观念显然对于遭受战争肆虐的欧洲人有极大吸引力，流传甚广的性自由传闻（更不用说同类相食）激发了日益受到压抑的欧洲大陆基督徒的想象。当然，几乎没有几个欧洲人对于海洋另一边的生活有充分的认识，哲学以及数不清的流行读物提到的绝大多数情形，基本都是幻想。然而事实是，从大西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到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全部文明，在欧洲人知道它们之前早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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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明是什么样的呢？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已经对埃及和西亚有大量的了解，我们在论述《出埃及记》、斐洛、奥古斯丁以及阿拉伯人时也有所表述，西方三大宗教的发展涉及北非的部分地区。确实，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后来的历史学家的报道并不总是值得信赖。而且，无论是《希伯来圣经》还是福音书，都没有关于这些传统的准确记录。但是，各种文献和其他书写描述表明，学者们多多少少拼凑了关于亚洲和北非文明中人类生活样式和信仰情形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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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绝大多数研究非洲和美洲文化的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是，这些文化几乎没有留下成文的文献，即使有也很零星。在某些情形中，它们常常连同文明本身都毁灭消失了。比如，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显然在1100年左右托尔特克人的文明瓦解之后，在尤卡坦半岛获得了支配地位，他们有被称作饱学之士（tlamatinime）的兴盛的哲学流派。但是，留给我们的只有关于他们教义的只言片语，而且，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班牙征服者有意焚烧了绝多数记录了阿兹特克人历史的插图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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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成问题的是文化，它们的文献传统完全是口传的。这些文化只要被殖民征服者消灭或压制，相应的传统通常也就遭到毁灭。（我们可能想知道：如果荷马伟大的口述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从未被写成文字，仍是靠记忆代代相传，我们还能听到它们吗？）因此，文化若没有成文传统，就缺乏文献传统和哲学传统，这种假设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我们没办法知道这些传统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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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保留下来的东西，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数百年前灾难性的入侵之前的那些文化的准确反映。只是，这些故事传说如何与哲学反思、评论和批判相互结合，比如像我们在犹太、希腊和印度传统发现的那样，我们几乎无从得知。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确信，遍布非洲和美洲的数千个文明，绝大多数都有自己关于世界及其起源、关于自身及其在自然和人们之中的位置的独特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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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者和哲学史家而言，成文记录的缺乏还产生了其他非常麻烦的问题，即如何确定并证实某种文化的历史。成文记录哪怕不准确，也能引人从不同的来源进行遐想和推测。比如，《旧约》中关于亚伯拉罕和摩西的历史内容本身对历史学家没有什么帮助；当时，通过对苏美尔、巴比伦和埃及历史的相互参考，我们可能形成准确的年代顺序。我们来看以下这个熟悉的例子，尽管我们缺乏任何泰勒斯写下的作品，但是通过其他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作品，我们能够确定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是，若完全缺乏文献，我们甚至难以知道某个文明到底存在了多久，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有时候会为了掩饰这个问题把它们称作“非历史”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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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通常的历史那样，哲学史倾向于反映变化，若没有关于变化的记录，也就没有历史的证据。1519年，费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és）带领西班牙人进入特诺奇提兰的首都，在此之前，阿兹特克人的文明到底存在了多长时间？中非雨林地区的古代城市到底有多古老？纳瓦霍人、霍皮人、奥吉布瓦人、阿帕奇人、赛米诺而人、易洛魁人以及成百上千的其他印第安人部落，在欧洲殖民地以及后来美国的西进运动之前，它们居住于“新”世界到底有多长时间？我们知道，北美数千年前就有人居住，尽管人类起源于非洲还是亚洲尚未定论，但十分清楚的是，非洲从数万年前起就已经有人居住。这些非洲和美洲文化看似缺乏历史这个事实，反映了成文记录的缺乏以及稳定而不是变化规定着历史，这个情形至少直到殖民入侵才有所改变。②这似乎应该是这个社会的的贬损性特征，它只能通过如下文化为自己辩护：这种文化迷恋于变化观念，无论这种变化是进步还是退步，甘愿随时相信其他文化最糟糕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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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关于这些不同世界文化的认识仍日益变得丰富和迷人。在这里，我们将只用某些普遍观点来描述这种不断增长的意识。当然，关于非洲，确实有成百上千种不同文化和语言，但是，前殖民时期的非洲哲学，绝大多数可以用如下两个观念来加以描述，即部落主义和与自然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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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主义只在家庭和共同体的背景下确立个体的身份以及个人的重要性。对于我们中那些抛弃了家庭和共同体情感、专注于极端个人主义的当代西方人而言，这种观念很刺耳，但值得思考。但是，对于推崇这种哲学的人们而言（既包括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的许多部落社会，也包括中国的儒家文化），孤立的个体，没有具体存在和亲属的无形关系所规定的个体，实际上会被理解为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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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非洲部落倾向认为，人格是某种在时间中通过成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而获得的东西。成为人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生与死并不标志人的开端和终结。新生的婴儿还不算是个人，而活在其后代子孙记忆中的死者，尽管身体已然消亡，但仍是个人。在绝大多数部落共同体中，仪式对于获得完全的共同体成员身份至关关键。同样，在人的一生中，仪式和庆典使个人生活与共同体保持同样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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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特定的时间观念也与部落身份紧密相关。比如，约翰·穆龙吉（John Murungi）指出，梅鲁族就认为时间的开端就是部落的起源，他们用神话的形式把这个时间描述为部落穿过水域、摆脱布瓦之囚、迁移到如今的居住地的时刻。穆龙吉也注意到，非洲部落显然认为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独立的起源。他们从未试图把各个部落的故事融合为全面的历史叙事，相反，他们各自只关注自己部落的萨迦（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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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观念认为，每个人都有个体性、原子式的灵魂，这对于绝大多数传统非洲人的思想是非常陌生的。在某些部落中，比如约鲁巴人（如今绝大部分在尼日利亚）和卢格巴拉人（如今绝大部分在乌干达）的部落，人是由多元的精神因素构成，人格的共同基础就体现在这种概念之中，对于人的生活而言，每种精神因素都至为根本。此外，在约鲁巴人的部落中，祖先的灵魂还能回到他们自己的子孙后代那里，有时还是多次返回。直到现在，约鲁巴人仍然不相信存在孤立的个体灵魂，他们甚至认为，他们的直接后代是其父母灵魂的肉身化产物，哪怕他们的父母仍然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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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身份感，非洲部落的成员显然强调祖先崇拜，祖先被认为是精神世界中活生生的居民，而且能够帮助自己活着的后代子孙。这种举动在现代的个人主义者看来，可能会被视为非常“原始”。但是，正确的质疑方式或许恰好相反：当某个社会与其过往不再有亲密感和联系时，它丧失了多少东西？当然不用说，部落主义有其消极面——特别是如今仍肆虐非洲的部落战争（而且，在世界的其他许多地方，种族仍被视为个人身份的基本要素）。但是，如果考虑到殖民时期摧毁欧洲的自相残杀的宗教战争，谁还能站在道德优越的位置去批判别人的残酷野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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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非洲人对自然的态度（这也适用于北美和南太平洋地区的许多部落），我们只需指出，西方人如今刚刚开始理解的这种哲学观点，许多地方的人已经接受数千年了。根据这种观点，人类并没有如《创世记》所承诺、弗朗西斯·培根重申的那样，处于“支配”其他生命和万物的位置。确实，西方宗教也强调人类是指定的地球管家，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建和人口的增长，社会需要侵蚀了生态情感。今天，浪漫化的部落价值与实践需要的结合，让我们承认自己是地球的组成部分；我们依赖于地球，地球也依赖于我们。我们有生态责任，我们周遭的世界（自然）不只是资源或风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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