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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采用了大量的欧洲观念，尤其是洛克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观念。作为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撰写人，他很高兴把自明的真理观念包括进来，它们对于那些能够看到它们的人而言是自明的。它们包括：道德情感理论家对同胞情感和品格发展的强调；自然权利观念，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由于杰斐逊，政治哲学家的新发明“人民”成了政治的核心主题。自立成了主要的公民德性，政府的责任在于确保每个人享受充分的教育、拥有足够的财产，以便培养自立的公民德性。因此，教育不是特权，而是个人权利和政治必需品。宗教自由也不再只是相互宽容的问题，也是权利和社会安宁的问题。政府不再是神圣特权或纯粹力量的问题，而是个人民合法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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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宣言不只是对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证明，它也是启蒙原则的精致运用。革命不只是在表达“无代表不纳税”，美国人甚至对于“有代表的纳税”也没有多大热情。它是对全新的政府形式的洞见，后来某位美国总统简洁有力地将之总结为“民有、民治、民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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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战争后起草的《宪法》和《权利法案》，或许是社会契约第一个真实范例——它不是虚构、隐喻，而是实际的同意，是“人民”或他们的代表经过艰辛的谈判实际签署的协议。《宪法》实际上“确立”了政府以及权力分配的规则。《权利法案》由《宪法》的前十个修正案构成，它明确规定（联邦）政府不得干涉公民的生活。这些观念可能并不新鲜，但是，它们的实行确实是新事物，是世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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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美国的独立战争是“革命”吗？如果革命的意思是把事物颠倒过来，它不是革命。它只是赶走了已然远离且对他们那个麻烦的新世界领地不怎么理会的政府，而且过程也没有造成多大创伤。英国正陷入与其邻国的百年战争之中，美国这场战争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因此，美国的独立战争不过是国际战争的某个场景，而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则利用了幅员辽阔的英帝国的这次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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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没有出现剧烈的权力转换。发起革命的人已经提前成了领导人，并且在革命之后保留了已然确立的政府。人们可以发现，在七年战争期间，生活在美国殖民地的人对这场战争毫不在意，许多人确实如此。在大多数美国商人、农场主和家庭看来，殖民统治、反抗与独立之间的差异只是细枝末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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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法国的权力转换（从贵族转到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变成了风暴。生活的每个方面、国家的每个角落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承诺的东西受到诱惑、威胁和撕裂。世界各地的保守派都感到惊恐。创建的国民大会代表了所有阶级，其中包括“第三等级”，①它承诺用协作取代尖锐的阶级分化，但不久就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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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革命始于权利宣言，它包括生命权和抵抗压迫的权利。托马斯·杰斐逊作为美国大使访问巴黎时，曾预测君主政体会逐步改善，从而建立真正有代表性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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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三等级本身就是个阶级大杂烩，有新兴的日益富裕、日以强势的资产阶级，也有工人、农民、小店主，还有被称作无套裤汉的城镇农民，以及长期失业的穷人，街头流氓和罪犯。最初，他们轻易取得了成功，并攻陷巴士底狱这座很少使用的古代监狱，当然更多是象征意义，然而不久之后，这个同盟的破裂就变得极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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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92年，这场革命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人民”的代表煽动当地起义，使整个国家陷入血雨腥风之中。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和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这两个卢梭的死忠，把他们导师的“公意”观念贯彻到民众身上，结果似乎只是发动了历史复仇。国王、王后相继被送上断头台。最后，“恐怖”要了卢梭派创建者自己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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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写道，法国革命的极端暴力“直到耗尽一切”才算结束。只是在它结束之际，国家也变成了废墟。君主政体基本完蛋了。许多旧贵族逃亡他国。1795年的法国，国内已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边缘，外部受到邻国的入侵，这时出现了年轻的科西嘉上校，他的名字叫拿破仑·波拿巴。进入1800年，启蒙运动及其理想正要翻开它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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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两个等级分别是贵族和教士，第三等级实际上包括其他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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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伊曼努尔·康德：拯救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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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德国，启蒙运动受到某些质疑，人们（从安全的距离）对法国革命感到惊骇。恰当地来看，启蒙运动与其说普遍或世界主义的哲学，不如说是伦敦和巴黎的支配性观念的投射，带有思想帝国主义的色彩。巴黎发生的革命，不是哲学的胜利，而是混乱的爆发。革命的成果还要再过十多年，才严重地影响了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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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联邦有进行防卫的权利。长期以来，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被认为是野蛮的、劣等的。艺术主要是舶来品。本土的天才常常被忽视。甚至普鲁士国王主要说的也是法语！在德国，诞生于科学和普遍理性的理想，通常只具有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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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启蒙运动在德国仍有它的哲学提倡者。比如，莱布尼茨不仅是启蒙运动新精神的积极拥护者，也是这种精神的典范。他专心于新科学，是新数学和新理性的先驱、是最崇高的世界主义者。他还花了大量时间在欧洲旅行，与各国的学者频繁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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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德国启蒙运动最大的哲学提倡者是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他是莱布尼茨的再传弟子（康德的老师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沃尔夫是莱布尼茨的学生），也是牛顿物理学和卢梭新奇的社会、教育理论的热情追随者。不同于他的绝大多数同胞，他也是法国革命的热情支持者，甚至在恐怖肆虐的时期，他仍然热情不减。但是，使他深刻地介入启蒙运动方案的是其他截然不同的革命，这始于其与大卫·休谟的怀疑论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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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怀疑论把康德从 “独断论的迷梦”（即对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非批判接受）中唤醒。相应地，康德回答了休谟那令人困扰的怀疑论，从而把启蒙运动从其无休止的质疑中解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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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康德在认可理性的力量的同时，也承认理性的局限，他在哲学上的巅峰之作主要是针对理性和判断力的三大“批判”。从较为有限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说，康德提供的理论既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综合，也是各自发展的极致，与此同时，它拒斥了以下这个基本观念：我们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要么源自经验，要么源自理性。如此说来，康德的哲学兴趣有限，不过是新的思想技师，只关注哲学家同行的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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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天赋体现在宏大得多的问题上，致力于他概括为“上帝、自由和不朽”的伟大观念。从更为历史的角度来说，康德标志着从中世纪以来变得日益尖锐的宗教与科学之争的明确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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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通常更多是无神论者的共有观点，比如休谟把宗教斥为幼稚的迷信。伏尔泰曾扬言说“我已经听够了十二个人创建基督教的故事。我更愿意告诉大家，一个人就可以摧毁它。”还有法国人霍尔巴赫男爵（Baron’d Holbach），他像早前的德谟克利特那样，主张世界只由物质构成，根本没有上帝的位置。不过康德是虔诚的基督徒、虔信的路德会教友，有不可撼动的信仰。他也是牛顿的新物理学的坚定信徒。这两者如何调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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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牛顿自己在生命最后的几十年里也试图回答同样的问题，不过对于康德而言，答案显而易见。他宣称，人们必须“限制知识，为信仰留下余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笛卡尔已然确立的做法类似，即把科学领域与信仰和自由领域区分开来。他坦言，“有两样东西令我充满敬畏，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哲学的基本做法，就是区分星空和道德律，进而寻求它们之中（以及其上）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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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科学与宗教都没有局限在各自不同的范围之内。科学的基本原则是“普遍必然的”，即所谓“先天的”，这是休谟以其怀疑论加以质疑的对象。外部世界的存在，连同因果关系和科学的解释框架，都是不可怀疑的。同时，上帝的领域以及人类灵魂的不朽，连同人类自由和道德义务，不会因科学而大打折扣。类似于我们经验世界中的现象，因果关系和科学的物质世界也有其位置。不过，上帝、自由、不朽以及道德都有各自的位置，也就是说，有它们自己“可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完全独立于经验，即便如此，它也同样由理性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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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这个启蒙运动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康德极为理性的哲学的主角。针对休谟所做的工作，科学也将被理性证成。道德将被证明是由具有普遍义务的道德律构成。甚至信仰这种常常被视为非理性（或者至少是在理性之外）的典型的东西，也将被视为理性、可证成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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