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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92年，这场革命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人民”的代表煽动当地起义，使整个国家陷入血雨腥风之中。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和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这两个卢梭的死忠，把他们导师的“公意”观念贯彻到民众身上，结果似乎只是发动了历史复仇。国王、王后相继被送上断头台。最后，“恐怖”要了卢梭派创建者自己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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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写道，法国革命的极端暴力“直到耗尽一切”才算结束。只是在它结束之际，国家也变成了废墟。君主政体基本完蛋了。许多旧贵族逃亡他国。1795年的法国，国内已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边缘，外部受到邻国的入侵，这时出现了年轻的科西嘉上校，他的名字叫拿破仑·波拿巴。进入1800年，启蒙运动及其理想正要翻开它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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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两个等级分别是贵族和教士，第三等级实际上包括其他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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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伊曼努尔·康德：拯救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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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德国，启蒙运动受到某些质疑，人们（从安全的距离）对法国革命感到惊骇。恰当地来看，启蒙运动与其说普遍或世界主义的哲学，不如说是伦敦和巴黎的支配性观念的投射，带有思想帝国主义的色彩。巴黎发生的革命，不是哲学的胜利，而是混乱的爆发。革命的成果还要再过十多年，才严重地影响了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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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联邦有进行防卫的权利。长期以来，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被认为是野蛮的、劣等的。艺术主要是舶来品。本土的天才常常被忽视。甚至普鲁士国王主要说的也是法语！在德国，诞生于科学和普遍理性的理想，通常只具有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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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启蒙运动在德国仍有它的哲学提倡者。比如，莱布尼茨不仅是启蒙运动新精神的积极拥护者，也是这种精神的典范。他专心于新科学，是新数学和新理性的先驱、是最崇高的世界主义者。他还花了大量时间在欧洲旅行，与各国的学者频繁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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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德国启蒙运动最大的哲学提倡者是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他是莱布尼茨的再传弟子（康德的老师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沃尔夫是莱布尼茨的学生），也是牛顿物理学和卢梭新奇的社会、教育理论的热情追随者。不同于他的绝大多数同胞，他也是法国革命的热情支持者，甚至在恐怖肆虐的时期，他仍然热情不减。但是，使他深刻地介入启蒙运动方案的是其他截然不同的革命，这始于其与大卫·休谟的怀疑论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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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怀疑论把康德从 “独断论的迷梦”（即对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非批判接受）中唤醒。相应地，康德回答了休谟那令人困扰的怀疑论，从而把启蒙运动从其无休止的质疑中解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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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康德在认可理性的力量的同时，也承认理性的局限，他在哲学上的巅峰之作主要是针对理性和判断力的三大“批判”。从较为有限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说，康德提供的理论既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综合，也是各自发展的极致，与此同时，它拒斥了以下这个基本观念：我们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要么源自经验，要么源自理性。如此说来，康德的哲学兴趣有限，不过是新的思想技师，只关注哲学家同行的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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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天赋体现在宏大得多的问题上，致力于他概括为“上帝、自由和不朽”的伟大观念。从更为历史的角度来说，康德标志着从中世纪以来变得日益尖锐的宗教与科学之争的明确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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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通常更多是无神论者的共有观点，比如休谟把宗教斥为幼稚的迷信。伏尔泰曾扬言说“我已经听够了十二个人创建基督教的故事。我更愿意告诉大家，一个人就可以摧毁它。”还有法国人霍尔巴赫男爵（Baron’d Holbach），他像早前的德谟克利特那样，主张世界只由物质构成，根本没有上帝的位置。不过康德是虔诚的基督徒、虔信的路德会教友，有不可撼动的信仰。他也是牛顿的新物理学的坚定信徒。这两者如何调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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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牛顿自己在生命最后的几十年里也试图回答同样的问题，不过对于康德而言，答案显而易见。他宣称，人们必须“限制知识，为信仰留下余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笛卡尔已然确立的做法类似，即把科学领域与信仰和自由领域区分开来。他坦言，“有两样东西令我充满敬畏，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哲学的基本做法，就是区分星空和道德律，进而寻求它们之中（以及其上）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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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科学与宗教都没有局限在各自不同的范围之内。科学的基本原则是“普遍必然的”，即所谓“先天的”，这是休谟以其怀疑论加以质疑的对象。外部世界的存在，连同因果关系和科学的解释框架，都是不可怀疑的。同时，上帝的领域以及人类灵魂的不朽，连同人类自由和道德义务，不会因科学而大打折扣。类似于我们经验世界中的现象，因果关系和科学的物质世界也有其位置。不过，上帝、自由、不朽以及道德都有各自的位置，也就是说，有它们自己“可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完全独立于经验，即便如此，它也同样由理性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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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这个启蒙运动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康德极为理性的哲学的主角。针对休谟所做的工作，科学也将被理性证成。道德将被证明是由具有普遍义务的道德律构成。甚至信仰这种常常被视为非理性（或者至少是在理性之外）的典型的东西，也将被视为理性、可证成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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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康德的策略是区分经验领域与超经验的领域，后者通常被称作“形而上学”。他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似乎是不可解决的，因为知识的界限就是经验的界限，而形而上学就其本性而言是超越经验的。其中某些问题，特别是那些与上帝、自由和不朽有关的重要问题，是可以回答的，但不是当作知识问题来回答。它们是理性的问题，而且是实践理性的问题，即“道德公设”的问题。它们与科学真理不同。（我们待会再回到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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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康德曾把经验世界、知识世界与超经验的形而上学问题区分开来，进而探究这两个领域的性质。在科学方面，他将证明外部世界以及因果关系和科学的解释框架的存在。在道德方面，他将确立道德律的普遍义务，或他所谓的“绝对命令”及其公设、人类自由和对所有理性宗教的基本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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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问题和科学的基础在那本为许多哲学家视为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中得到表述，这本著作就是康德首版于1781年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在现象领域和我们所知的世界内，经验预设了感性（或“直观”）和知性，后者是我们在想象力的帮助下整理、组织感觉的“能力”，这样这些感觉才能是关于某物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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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康德的说法，我们“构成”了自己经验的对象，通过直观把这些对象置于空间、时间以及与其他对象的因果关系之中。康德有个著名的说法：若没有知性概念，直观就是盲目的。但他又说，若没有感觉，我们的概念就是空洞的。经验总是知性应用于感觉，我们所知的世界就是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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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的有些概念并不是来自经验（即并非“经验的”），而是先于经验。它们是先天的。它们是固有结构的组成部分，或者，你也可以说它们是人类心灵的基本法则。这些法则被称之为“范畴”。比如，实体范畴就是支配所有人类经验的法则，它要求我们以经验物质对象的方式来组织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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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康德对洛克的回答，更普遍地说，这是他对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双方的回答。实体不是从属性中推论出来的。它是我们藉以经验事物及其属性最初的组织原则。针对他的那些陷于争论的同行，他提出对他们的主张加以综合：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始于经验（并且是以感觉作为基础），但是，我们经验的基本范畴不是从经验中习得的，相反，它们是作为先天的组织法则赋予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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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对休谟怀疑论的回应。外部世界不是从我们的经验中推出的结论，相反，作为我们思考和感知的基本范畴，它是我们经验之构成的基本要素。因果性也不是源自我们的经验或从我们的经验中推出来的，而是作为感知的基本法则强加于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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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最基本的或先天的心灵结构都是概念或范畴。也有先天的“直观形式”，它们是所有经验都必须具有的前提。具体而言，这些前提就是空间和时间。若不在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范围内，我们绝不可能具有经验。这是康德对莱布尼茨与牛顿关于空间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之争的回答。如果你说空间是所有经验不可逃避的框架，像世界本身那样真实，空间就是“绝对的”。然而，如果你说空间根本上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性的产物，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世界本身的属性，空间就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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