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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问题激发了《精神现象学》中最为著名也最为人瞩目的章节，即关于“主人与奴隶”的比喻。用最醒目最简单的话来说，在这个比喻中，“自我意识”狭路相逢，为相互承认而斗争。在这场（几乎总是）致命的战斗中，总有一方获胜，一方失败，一方成为主人，一方成为奴隶。每一方都得到了承认，并通过他人的眼光确定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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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试图向我们表明，自我的发展并不是通过内省，而是通过相互承认。这就是说，自我本质上是社会的，而不只是心理学的或认识论的。此外，对于许多哲学家（比如霍布斯和卢梭）在其“自然状态”假设中预设的人际关系，黑格尔也想要表明其性质。这个共同假设如下：人类最初是个体，后来经由相互同意才成为社会成员。黑格尔认为，这个假设毫无意义，因为个体只有在人际关系的背景之中才开始呈现。人们的基本欲求和需要，不只是安全和物质享受，还有得到承认。所有其他的人性观都会漏掉人类生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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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精神现象学》，黑格尔都在向我们展示意识形式的转化，在不断持续的“辩证法”中把我们从一种观点或态度导向另一种观点或态度。从主人——奴隶比喻这个不幸的结论出发（它表明主人和奴隶都是悲惨的），我们将领略各种为了应付或规避生活苦难的哲学策略（斯多葛主义、怀疑论、禁欲主义和某些形式的基督教）。当我们最终来到“精神”，它只是《精神现象学》（极为漫长）的高潮的开始，我们开始明白，我们不仅通过承认和所扮演的角色相互定义，而且在观念上共同定义了我们自身。我们在作为道德共同体的“我们感”中做到了这点，我们在自己的世界概念以及通过宗教而来的“我们感”中做到了这点。最终，我们都是唯一的“精神”，并且认识到这个至为重要的真理是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目的。从政治上来说，我们可以把辩证法的目的理解为自由，它不只是免于限制的自由，也是成为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自己指的不仅是指个人，而且还有其他更多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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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精神现象学》的辩证法经由冲突和对抗继续进行。我们周期性地遇见矛盾，偶尔还会陷入死局。比如，悲剧展现的就是两种意识形式彼此矛盾所造成的不可解决的冲突。黑格尔最喜欢用的例子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在这部悲剧中，安提戈涅埋葬兄长的义务和对神圣家庭法的遵循，与国王的命令和不容许这样做的公民社会发生了冲突。这部悲剧的结局表现了和解与综合，但这对于安提戈涅无济于事，因为她已经死了。辩证法要大于纯粹的个体，它需要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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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就是陷入死局的例子，黑格尔藉此表明不受控制的“消极”自由如何只能以自我毁灭告终。而且，正是对这种过度个体性的反动，黑格尔随后转入更具“共同体”的精神，并从中发展出了他自己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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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本来把他的《精神现象学》视为更宏大的哲学体系的“导论”。《精神现象学》被用来确立绝对知识的出发点，藉此就可以阐述体系本身，即康德开始的那项工作的“完成”。实际上，黑格尔甚至把他所颂赞的新时代奉为“历史的终结”，即长期发展的普遍自我承认的终结。他余下的整个学术生涯，全副精力都集中于这项任务。《精神现象学》只是这个哲学体系的导论，这个体系在《逻辑学体系》（System of Logic）中继续发展，不过，这种逻辑学不是形式逻辑、数学逻辑，而是关系体系、基本哲学概念（比如“存在”“生成”“无”）的“演绎”，以及对概念在知识中的角色和相互作用的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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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黑格尔所关注的基本概念或“范畴”，正是康德所论述的知识的先天基础。不同的是，康德当作严格有序、明确清晰的范畴加以辩护的东西，黑格尔关注的却是它们的“流动性”和相互规定性。概念总是有语境的。它们的含义取决于它们的对立面和衬托物。概念要得到真正的理解，只能基于经验。只要脱离语境而只有纯粹的形式，概念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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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尽管表面晦涩，但它在许多方面拥护的只是常识观念，这个体系依赖于语境，对立面相互依赖并总是要受到严格审查的体系。比如，“主观的”与“客观的”之间尖锐的、受到质疑的区分，必须要理解为语境的、相互转换的对立面。实际上，这部著作的主旨最终表明的是现代哲学运动的这种流动性，以至于强调把纯粹的主观经验与客观实在和知识区分开来，在这个世纪显然是当代物理学著作所熟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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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花了很大篇幅表明客观实在如何经由主观构成，但是，他仍未能触动主客二分。在黑格尔最晦涩的哲学著作中，他想要向我们表明，我们在何种程度上经验到客观实在，但这些都只是在以诸多不同的方式构想客观实在，而这些不同的方式可以加以对照、比较，然后结合为统一、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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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黑格尔已经是德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和柏林大学的知名教授，他仍通过讲演来扩展和完成自己的体系概念。他追随谢林（当时已是他的对手），提出了自然哲学。他对其逻辑学进行了简化，并补充了全面的哲学史，实际上发明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这门学科。黑格尔进而提出了他的“精神哲学”，包括从心理学和新的人类学科（作为“主观精神”）到政治学和宗教学（分别为“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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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黑格尔对于现代社会观念最为重要也最具争议的贡献，是他从属于国家的个体观。他针对的靶子可以回溯到霍布斯和启蒙运动的整个社会和政治思想，但是，他的观点并不像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是极权主义或独裁主义的观点。黑格尔不应与后来某些哲学家相互混淆（比如墨索里尼，他们把这个观念弄得极为混乱、臭名昭著）。黑格尔的观点是，我们的个体观念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他把这种类型的社会称之为“市民社会”。（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亚当·斯密的忠实读者。）他的观点并不是说个体毫无价值，而是说，个体的重要性依赖于他或她所生活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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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政治学可以追溯到世纪之交他在耶拿最早的那些演讲，当时，拿破仑正驰骋欧洲，在四分五裂的德国各邦国挑起革命。他的政治学和社会理论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已有所提示，后来在1821年呈现在他那本简明扼要的《法哲学原理》（Philosophy of Right）之中，它写于拿破仑战败后的第六年，即写于欧洲历史上被称作“反动时期”的那段稳定但压抑的日子的开端之时。不必说，黑格尔的观点受到了这段动荡历史的影响，但是他后期的政治观点不只如此。他早年的《精神现象学》完全是解放之书，是“新世界诞生”的宣言，是预期拿破仑革命成功的“醉酒狂欢”。与之相比，《法哲学原理》以哲学的“灰色”和密涅瓦（智慧女神的罗马名称）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的描述开始，暗示哲学只是对所发生之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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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尽管强调流动性以及历史和观念的动态性，但是他最后的体系却成了沉闷静止的概念，因而导致了新的剧变、新的更具动态性的辩证法，以及新的对观念的倒转。在黑格尔于1831年因霍乱暴毙之后不久，一群具有革命性的青年黑格尔派在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领导下转向了哲学。这群人包括一位年轻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就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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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哲学和诗歌：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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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19世纪之际，哲学似乎完全专注于几个大问题，它们始于对人类知识的可能性的探究，终于对“绝对者”的寻求和最终获得。不过，在这个干瘪的宇宙框架下，发生了许多富有生机的争论，这些争论不仅出现在（叔本华所说的）“急躁的哲学教授”之间，而且出现在当时最具天赋的诗人和先知之间。他们都想成为新生德国的诗人。德语的诗人（Dichter）指的不只是语词大师、行吟诗人和韵律诗人。他（或她）还是智者，确切地说是圣贤，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因此，竞争不仅出现在急躁的哲学教授之间，也发生在哲学家与诗人之间，即理性和绝对的代言人与灵魂的阐释者之间。柏拉图与诗人的古老争论在德国复活了，只是这次，处于守势的是哲学家。诗人充满“现代”气息、富有侵略性，认为真理既不是通过理性的演绎也不是经由科学的探究发现的，而是通过纯粹的灵感，在个人天赋的帮助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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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场针对理性客观性的硬仗，实际上因现代对激情和天才的崇拜的妥协，这场畸形但激情四射的运动，我们今天通常称之为浪漫主义。启蒙运动从来没有像盛行于英国和法国那样主导德国。相反，与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并驾齐驱的是哈曼（Johann Harmann）的神秘主义。如果说德国人向西看到了启蒙运动，唤醒他们的也不是休谟，而是卢梭，后者对自然独立性和迷人的多愁善感有着令人迷醉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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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精神新生的拥护者不是康德，而是名叫赫尔德（Johann Herder，1744—1803）的诗人。他也是哲学家（我们应当小心，不要掉入过分夸大哲学与诗歌之间差异的陷阱）。不过，他是气质截然不同的哲学家。康德和启蒙运动宣称“世界主义”和普遍性；然而赫尔德甚至在年轻时，就认为这种哲学让其感到“无家可归”。在他看来，部分也是由于他，德国文化尤其是德国观念有权在世界舞台上占居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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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康德和启蒙运动的理性战士不同，赫尔德强调情感和直接体验。正是通过情感，我们才与世界融合为一，我们才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力”；而且，正是由于意识，最重要的是，由于语言，我们才在追寻客观性和知识的深思熟虑中撕裂原初的统一。这本身并不是坏事，而且，我们应常常警惕自己不要过分夸大那些公认极为不同的思想家之间的差异。赫尔德认为，我们的反思、概念化能力，以及使意识与世界区分的能力，让我们成为上帝首先“释放出来”的生命。然而，反思的生活是有限的生活。情感的生活，诗歌所引起的狂飙，是成为完整的人、与世界合一（而是对世界有所认识）的必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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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不同于康德和启蒙运动寻求普遍必然的永恒真理，赫尔德（在黑格尔之前）宣称相信历史。在这方面，赫尔德是另一位被忽视的天才即意大利人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74）的德国化身，他正好在维科去世的那年出生。赫尔德和维科都反对当时的整个哲学倾向，认为它忽视了历史和文化，把真理看成永恒不变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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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科严厉抨击了笛卡尔及其理性主义和演绎方法。如同赫尔德，他理解生活中非理性的重要性，而且强调宗教信仰和服从的作用，反对把哲学反思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赫尔德和维科都是技术的早期反对者，或者，他们至少对机器的全面胜利感到不安。如同卢梭，他们对颂赞科学和技术有助于改善人类生活的启蒙观念表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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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科年轻时受到他的同乡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激发，认识到如下这个糟糕但显然的事实：人类生活倾向于被纷争、冲突和变化而不是理性所规定。因此，维科论述了演化的历史观，认为社会发展阶段就像个人的成长阶段。但是如同个人那样，社会也会腐败、衰退和死亡。赫尔德也运用了这个类比，不过包括了更多的德国观念论。他同样用理性来对抗历史，同样主张“更高的统一性”。这成了典型的浪漫主义形象，从纷争和冲突中产生统一，从特殊中形成普遍，从日常生活的复杂和混乱中显现出上帝和绝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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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对理性胜利的说明，使他也转入了浪漫主义的阵营。他的说明是“激情的逻辑”，如后来的黑格尔主义者（美国哲学家约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宣称的那样。它并不是“演绎”，而是颂赞人心变迁，颂赞观念和不同意识形式的辩证法，它们尽管迂回曲折，却都通向终极的理性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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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黑格尔拒不承认自己受惠于浪漫主义者，也不认为自己对于浪漫主义者的重要性。（谢林才是浪漫主义，他们曾经是朋友，后来成了对手。）他对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都做了批驳，认为它们“有局限”“太片面”。不过，同时代的许多伟大思想家都这样认为。如果说回顾历史的好处在于给予我们真相，在此它能让我们理解德国观念论与浪漫主义的根本相似性：我们发现，它们的手足之争本身就是共同联合形成现代主义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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