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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理性主义者还是浪漫主义者，他们都把自己的观念回溯到康德。康德对诗歌的品味倾向于五行打油诗，对音乐品味则限于周日午后的军队音乐会。不过，浪漫主义者为之激动不已的康德，不是受到休谟唤起的那个康德，也不是接受挑战为牛顿物理学辩护的那个康德，也不是论述绝对命令和道德法则的普遍性的那个康德。而是写作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的那个康德，他对审美判断和宇宙目的性的关切令他们深深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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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以下观点让德国浪漫主义青年诗人的想象力和傲慢念念不忘：世界的目的只能在艺术而不是科学中找到，真正的灵感出现在天才的自发刺激而不是井然有序的理性之中。“天才在规则之外”，不只是充满激情的年轻的现代主义诗人这样认为。这个观念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大量糟糕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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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无可争议的诗人当属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他不仅是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代言人，而且仍然代表着德国的精神及其最好的自我形象。他也跨越分隔敌对阵营的鸿沟，使创造敏锐性和广受赞誉的智慧传播开来。在早期著作中，他常常流露出理性、严格和明细的古典理念，认为浪漫主义是“病态的”。但是，在他后期最伟大的作品《浮士德》中，展示了伟大的浪漫主义天才的所有特征。歌德尽管也读过康德，但他坦承自己对于哲学毫无耐心。不过，他对康德的第三批判印象深刻，而且，歌德的观念至少像伟大哲学家的观念那样，对德国的思想同样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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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最好的朋友和文学同辈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不仅阅读而且精通康德，如同黑格尔（与他近乎同时代），他认为自己是在“纠正”他所认为的康德哲学的不足。在他的《审美教育书简》（Letters on Aesthetic Education）中，席勒极其严肃地考察了康德对道德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对美的颂赞，进而认为通向道德品格之路不是实践理性的抽象法则，而是艺术和美学。正如歌德，席勒仍然身处浪漫主义争论之中。尽管如此，他们对于在19世纪的前半叶活跃的那代哲理诗人仍具有深刻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混乱的。年轻的浪漫主义者真正缺乏的，是真正的浪漫主义哲学家，他应具有康德的天才，但又能裁剪世界使其适应他们宇宙的悲情。如果他还有自嘲的幽默感，就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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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叔本华：浪漫主义的西方邂逅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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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哲学家就是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叔本华因其悲观主义及其乖戾的风格广为人知。他对黑格尔极为反感，以至于他在相同大学里，坚持把课程安排在黑格尔讲课的相同时间。可是由于黑格尔非常受欢迎，叔本华的课堂听者寥寥无几，于是，他的教师生涯也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幸运的是，他的富有足以使其自立，因此能够全身心专注于著书立说，在这些著作中，他经常提及“江湖骗术”，并在脚注中清楚地加以说明，指的就是黑格尔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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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最为看不起的是黑格尔的乐观主义，以及他关于人类进步的观点。相反，叔本华认为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时候是完全受蒙骗的，而且这自有人类这个种族以来就没什么改变。作为康德的伟大崇拜者，叔本华运用康德关于本体领域与现象领域的区分来说明人类无知的根源。我们作为自然世界的组成部分，受我们的倾向驱动。我们把自己看作因果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因而与事物处于因果关系之中，因此，我们忙于大量的现实方案、计划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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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根据叔本华的观点，现象世界是个虚幻的世界。就我们认为是现象世界的组成部分而言，我们忽视了作为这个现象世界之基础的深刻实在，即本体实在、物自身。到此为止，这里的解释仍未脱离康德（当然，康德并不认为现象世界是“虚幻的”）。如果有经验和倾向的世界，就会有世界本身，这就是意志。当然，在康德看来，意志本质上是理性的，并且预设了自由。不过，作为本体的存在，意志既无法被经验，也无法被认识。至此，叔本华背离康德，既否认意志的理性，同时又宣称我们能够经验到作为意志的物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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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叔本华看来，这个意志并不为人类行动者所特有，而且并不是每个行动者都有自己的意志。意志只有一个，它是万物的基础。现象世界中的所有存在者都以自身的方式显现意志：比如，显现为自然力量、本能，或者在我们身上显现为理智的意愿。每种情形都表达了同样的内部实在，然而无论哪种情形它都不会满足。叔本华的意志本质上是无目的的，因此，它无法得到满足。比如，动物出生了，它就拼命想要存活下来。它求偶、繁衍，最后死去。它的后代亦复如是，而且这个循环代代相传。所有这些的要旨何在？我们作为理性的生命有什么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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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不会认为自己与自然世界的其他事物共享相同的无目的的实在。我们以为，自己的生命有意义。我们幻想，自己的欲望通过行动可以理性地得到满足。事实上，它们从未得到满足。只要某个具体的欲望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走向下个欲望，直到我们感到厌烦（并因此感到不满）。我们的基本性质是任性的。没有什么情境的改变、没有什么暂时的满足可以平息我们无止尽的渴望。因此，叔本华把实在（一种毫无目的、永不满足的实在）的这种意志性，视为广为人知的悲观主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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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认同佛教的四谛说，主张众生皆苦。（叔本华可能是首位广泛吸收亚洲古代学说的伟大哲学家。）痛苦皆由欲望造成，我们可以像佛教徒教导的那样，通过“禁欲”来减轻痛苦。根据叔本华的说法，我们最常见的权宜之计是审美经验。叔本华不仅借用了康德的形而上学框架，也运用了康德的美学框架，因而他认为审美经验包括“无利害”的立场。尽管我们常常是欲望的奴隶，总是费尽周折地去获得我们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在审美沉思中忘却自己的欲望。它可以让我们“从欲望的奴役中摆脱出来获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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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认为，艺术天才完全有能力采取这种无利害的沉思立场，并把它传达给他人。在审美经验中，观照者和对象都发生了转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摆脱了作为现象世界因果关系网内的殊相这个角色。观察者成了“知识的普遍主体”，完全脱离了日常的个人关切。相应地，对象成了普遍原型的显现，根据叔本华的说法，这是“柏拉图式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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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审美经验只不过是从自私自利的欲望幻觉中暂时摆脱出来的假象而已。最糟糕的是，我们的利己主义产生出幻觉，认为他人是独立的而且是对立的存在者，与我们争抢渴望的满足。事实上，他们与我们类似，都是同样的基本实在的显现。我们只是想象他们与我们分离，因此我们想象能够以他们为代价来推进我们自己意志的目标。结果是，我们的欲望使我们相互伤害。最终，这等于伤害我们自己。那个邪恶地用自己的意志去抵抗他人的苦难的人也不例外。（叔本华说，恶人的面容揭示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尽管如此，只要我们局限于现象的视角，我们就会把自己的意志与他人的意志对立起来，从而增加人类经验的痛苦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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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指出拯救之路，叔本华又回到了佛教的洞见。如果消除痛苦的关键方式是消除欲望，顺从就是逃避人类悲惨境况的唯一方式，这要求完全不再欲求任何东西。所有存在者都是相同统一体的组成部分，如果以他人为代价，我们根本无法获得任何好处，这个伦理洞见促使人们顺从。尤其是圣人，他们断绝意志，因为他们明白，通过欲望的满足不能获得任何东西。他们采用禁欲的生活方式，过着自我否定的生活，甚至完全抽掉自己去意愿的身体倾向。从现象世界的观点来看，这些个人似乎选择了虚无的生活，但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他们选择的是“极乐”的生活。佛教因此传到了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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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们很快指出，叔本华尽管这样说，自己却不是清苦的人。罗素不无揶揄地指出，叔本华喜好美酒、佳肴和女人。事实上，他个人极为任性，脾气极其糟糕，他曾在发怒时把老妇推下楼梯，结果只好出钱照顾她的余生。然而，这是我们碰到的极端例子。哲学家与其哲学有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非总是如此简单或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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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在西方哲学开创了新方向，即认真对待非西方的哲学，希望由此达成某种融合，从而提供比单靠西方传统自身所能提供的更多智慧。更直接地说，叔本华对西方思想有巨大影响。浪漫主义者极为认真地把他对艺术和审美经验的强调当作拯救模式（尽管是暂时的），在其晚年，叔本华成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哲学宠儿。尼采和弗洛伊德提出的哲学观点和心理学观点，都是建立在叔本华的前提之上，即人类根本上是意志的存在者，尽管他们常常对此毫不知情。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其《逻辑哲学论》中对世界的“图像”理论的阐明，也深受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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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保持哲学家的古老角色，他是非学院化的人性批评者、充满想象力也很尖刻的空想家，以及有趣的怪人。他自己也敏锐地注意到，他已然偏离了哲学的道路，这条道路如今已被后康德主义的德国观念论“骗子”占据。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他仍像此前那样毫无禁忌地为新的哲学家类型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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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黑格尔之后：克尔凯郭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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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不是黑格尔仅有的哲学对手。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也是黑格尔的哲学对手。克尔凯郭尔在哥本哈根出生和长大，在那里，康德和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影响在路德教会中有着绝对的支配地位，相应地，它也支配着丹麦人的全部生活。除了年轻时在德国短暂逗留，克尔凯郭尔的人生都在丹麦度过，与两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的理性主义影响斗争，终生都在做苏格拉底式的牛虻，叮咬沾沾自喜的路德派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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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康德对宗教信仰概念加以理性的合理重构不同，克尔凯郭尔主张，信仰就其本性而言是非理性的，是激情而不是可证明的信念。黑格尔的整体主义把人类、自然和上帝综合成为单一“精神”，与此不同，克尔凯郭尔强调“个人”的首要性和上帝深刻的“他者性”。世俗的路德派教徒像往常那样行事，认为去教会是每周仪式的组成部分。与此不同，克尔凯郭尔宣扬鲜明、激情、孤独和非世俗的宗教，这种宗教至少在气质上“回到了路德从中逃离的修道院”。克尔凯郭尔坚持认为，他自己的人生使命是某种苏格拉底式的使命，即重新定义“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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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义这种新的宗教观念的过程中，克尔凯郭尔对本已陈腐的“生存”概念做出了较为惊人的解释，并且针对当时在哥本哈根盛行的理性主义哲学，强调激情、自由选择和自我确定的重要性。根据克尔凯郭尔的说法，生存不只是“在那儿”，而且是充满激情地生活、选择自己的生存以及坚持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存在主义”、“生存哲学”的开端。他说，这样的生存极其罕见，因为绝大多数人只是无名“公众”的成员，在那里，顺从与“合理”是规则，激情和承诺则是例外。在他的《结论性的非科学附言》（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中，克尔凯郭尔对骑着野马驰骋的生存与躺在运草马车中睡觉的“所谓生存”做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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