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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黑格尔所关注的基本概念或“范畴”，正是康德所论述的知识的先天基础。不同的是，康德当作严格有序、明确清晰的范畴加以辩护的东西，黑格尔关注的却是它们的“流动性”和相互规定性。概念总是有语境的。它们的含义取决于它们的对立面和衬托物。概念要得到真正的理解，只能基于经验。只要脱离语境而只有纯粹的形式，概念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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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尽管表面晦涩，但它在许多方面拥护的只是常识观念，这个体系依赖于语境，对立面相互依赖并总是要受到严格审查的体系。比如，“主观的”与“客观的”之间尖锐的、受到质疑的区分，必须要理解为语境的、相互转换的对立面。实际上，这部著作的主旨最终表明的是现代哲学运动的这种流动性，以至于强调把纯粹的主观经验与客观实在和知识区分开来，在这个世纪显然是当代物理学著作所熟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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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花了很大篇幅表明客观实在如何经由主观构成，但是，他仍未能触动主客二分。在黑格尔最晦涩的哲学著作中，他想要向我们表明，我们在何种程度上经验到客观实在，但这些都只是在以诸多不同的方式构想客观实在，而这些不同的方式可以加以对照、比较，然后结合为统一、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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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黑格尔已经是德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和柏林大学的知名教授，他仍通过讲演来扩展和完成自己的体系概念。他追随谢林（当时已是他的对手），提出了自然哲学。他对其逻辑学进行了简化，并补充了全面的哲学史，实际上发明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这门学科。黑格尔进而提出了他的“精神哲学”，包括从心理学和新的人类学科（作为“主观精神”）到政治学和宗教学（分别为“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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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黑格尔对于现代社会观念最为重要也最具争议的贡献，是他从属于国家的个体观。他针对的靶子可以回溯到霍布斯和启蒙运动的整个社会和政治思想，但是，他的观点并不像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是极权主义或独裁主义的观点。黑格尔不应与后来某些哲学家相互混淆（比如墨索里尼，他们把这个观念弄得极为混乱、臭名昭著）。黑格尔的观点是，我们的个体观念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他把这种类型的社会称之为“市民社会”。（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亚当·斯密的忠实读者。）他的观点并不是说个体毫无价值，而是说，个体的重要性依赖于他或她所生活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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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政治学可以追溯到世纪之交他在耶拿最早的那些演讲，当时，拿破仑正驰骋欧洲，在四分五裂的德国各邦国挑起革命。他的政治学和社会理论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已有所提示，后来在1821年呈现在他那本简明扼要的《法哲学原理》（Philosophy of Right）之中，它写于拿破仑战败后的第六年，即写于欧洲历史上被称作“反动时期”的那段稳定但压抑的日子的开端之时。不必说，黑格尔的观点受到了这段动荡历史的影响，但是他后期的政治观点不只如此。他早年的《精神现象学》完全是解放之书，是“新世界诞生”的宣言，是预期拿破仑革命成功的“醉酒狂欢”。与之相比，《法哲学原理》以哲学的“灰色”和密涅瓦（智慧女神的罗马名称）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的描述开始，暗示哲学只是对所发生之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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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尽管强调流动性以及历史和观念的动态性，但是他最后的体系却成了沉闷静止的概念，因而导致了新的剧变、新的更具动态性的辩证法，以及新的对观念的倒转。在黑格尔于1831年因霍乱暴毙之后不久，一群具有革命性的青年黑格尔派在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领导下转向了哲学。这群人包括一位年轻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就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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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哲学和诗歌：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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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19世纪之际，哲学似乎完全专注于几个大问题，它们始于对人类知识的可能性的探究，终于对“绝对者”的寻求和最终获得。不过，在这个干瘪的宇宙框架下，发生了许多富有生机的争论，这些争论不仅出现在（叔本华所说的）“急躁的哲学教授”之间，而且出现在当时最具天赋的诗人和先知之间。他们都想成为新生德国的诗人。德语的诗人（Dichter）指的不只是语词大师、行吟诗人和韵律诗人。他（或她）还是智者，确切地说是圣贤，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因此，竞争不仅出现在急躁的哲学教授之间，也发生在哲学家与诗人之间，即理性和绝对的代言人与灵魂的阐释者之间。柏拉图与诗人的古老争论在德国复活了，只是这次，处于守势的是哲学家。诗人充满“现代”气息、富有侵略性，认为真理既不是通过理性的演绎也不是经由科学的探究发现的，而是通过纯粹的灵感，在个人天赋的帮助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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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场针对理性客观性的硬仗，实际上因现代对激情和天才的崇拜的妥协，这场畸形但激情四射的运动，我们今天通常称之为浪漫主义。启蒙运动从来没有像盛行于英国和法国那样主导德国。相反，与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并驾齐驱的是哈曼（Johann Harmann）的神秘主义。如果说德国人向西看到了启蒙运动，唤醒他们的也不是休谟，而是卢梭，后者对自然独立性和迷人的多愁善感有着令人迷醉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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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精神新生的拥护者不是康德，而是名叫赫尔德（Johann Herder，1744—1803）的诗人。他也是哲学家（我们应当小心，不要掉入过分夸大哲学与诗歌之间差异的陷阱）。不过，他是气质截然不同的哲学家。康德和启蒙运动宣称“世界主义”和普遍性；然而赫尔德甚至在年轻时，就认为这种哲学让其感到“无家可归”。在他看来，部分也是由于他，德国文化尤其是德国观念有权在世界舞台上占居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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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康德和启蒙运动的理性战士不同，赫尔德强调情感和直接体验。正是通过情感，我们才与世界融合为一，我们才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力”；而且，正是由于意识，最重要的是，由于语言，我们才在追寻客观性和知识的深思熟虑中撕裂原初的统一。这本身并不是坏事，而且，我们应常常警惕自己不要过分夸大那些公认极为不同的思想家之间的差异。赫尔德认为，我们的反思、概念化能力，以及使意识与世界区分的能力，让我们成为上帝首先“释放出来”的生命。然而，反思的生活是有限的生活。情感的生活，诗歌所引起的狂飙，是成为完整的人、与世界合一（而是对世界有所认识）的必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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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不同于康德和启蒙运动寻求普遍必然的永恒真理，赫尔德（在黑格尔之前）宣称相信历史。在这方面，赫尔德是另一位被忽视的天才即意大利人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74）的德国化身，他正好在维科去世的那年出生。赫尔德和维科都反对当时的整个哲学倾向，认为它忽视了历史和文化，把真理看成永恒不变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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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科严厉抨击了笛卡尔及其理性主义和演绎方法。如同赫尔德，他理解生活中非理性的重要性，而且强调宗教信仰和服从的作用，反对把哲学反思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赫尔德和维科都是技术的早期反对者，或者，他们至少对机器的全面胜利感到不安。如同卢梭，他们对颂赞科学和技术有助于改善人类生活的启蒙观念表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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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科年轻时受到他的同乡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激发，认识到如下这个糟糕但显然的事实：人类生活倾向于被纷争、冲突和变化而不是理性所规定。因此，维科论述了演化的历史观，认为社会发展阶段就像个人的成长阶段。但是如同个人那样，社会也会腐败、衰退和死亡。赫尔德也运用了这个类比，不过包括了更多的德国观念论。他同样用理性来对抗历史，同样主张“更高的统一性”。这成了典型的浪漫主义形象，从纷争和冲突中产生统一，从特殊中形成普遍，从日常生活的复杂和混乱中显现出上帝和绝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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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对理性胜利的说明，使他也转入了浪漫主义的阵营。他的说明是“激情的逻辑”，如后来的黑格尔主义者（美国哲学家约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宣称的那样。它并不是“演绎”，而是颂赞人心变迁，颂赞观念和不同意识形式的辩证法，它们尽管迂回曲折，却都通向终极的理性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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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黑格尔拒不承认自己受惠于浪漫主义者，也不认为自己对于浪漫主义者的重要性。（谢林才是浪漫主义，他们曾经是朋友，后来成了对手。）他对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都做了批驳，认为它们“有局限”“太片面”。不过，同时代的许多伟大思想家都这样认为。如果说回顾历史的好处在于给予我们真相，在此它能让我们理解德国观念论与浪漫主义的根本相似性：我们发现，它们的手足之争本身就是共同联合形成现代主义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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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理性主义者还是浪漫主义者，他们都把自己的观念回溯到康德。康德对诗歌的品味倾向于五行打油诗，对音乐品味则限于周日午后的军队音乐会。不过，浪漫主义者为之激动不已的康德，不是受到休谟唤起的那个康德，也不是接受挑战为牛顿物理学辩护的那个康德，也不是论述绝对命令和道德法则的普遍性的那个康德。而是写作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的那个康德，他对审美判断和宇宙目的性的关切令他们深深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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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以下观点让德国浪漫主义青年诗人的想象力和傲慢念念不忘：世界的目的只能在艺术而不是科学中找到，真正的灵感出现在天才的自发刺激而不是井然有序的理性之中。“天才在规则之外”，不只是充满激情的年轻的现代主义诗人这样认为。这个观念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大量糟糕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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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无可争议的诗人当属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他不仅是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代言人，而且仍然代表着德国的精神及其最好的自我形象。他也跨越分隔敌对阵营的鸿沟，使创造敏锐性和广受赞誉的智慧传播开来。在早期著作中，他常常流露出理性、严格和明细的古典理念，认为浪漫主义是“病态的”。但是，在他后期最伟大的作品《浮士德》中，展示了伟大的浪漫主义天才的所有特征。歌德尽管也读过康德，但他坦承自己对于哲学毫无耐心。不过，他对康德的第三批判印象深刻，而且，歌德的观念至少像伟大哲学家的观念那样，对德国的思想同样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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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最好的朋友和文学同辈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不仅阅读而且精通康德，如同黑格尔（与他近乎同时代），他认为自己是在“纠正”他所认为的康德哲学的不足。在他的《审美教育书简》（Letters on Aesthetic Education）中，席勒极其严肃地考察了康德对道德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对美的颂赞，进而认为通向道德品格之路不是实践理性的抽象法则，而是艺术和美学。正如歌德，席勒仍然身处浪漫主义争论之中。尽管如此，他们对于在19世纪的前半叶活跃的那代哲理诗人仍具有深刻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混乱的。年轻的浪漫主义者真正缺乏的，是真正的浪漫主义哲学家，他应具有康德的天才，但又能裁剪世界使其适应他们宇宙的悲情。如果他还有自嘲的幽默感，就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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