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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的灵魂中，激情一个个紧接着或争着表现自己，而那些无法集中精神则慌乱地相互冲撞，给那些为自身提供的精致论证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如果灵魂变得完整和理性，那它的中心，即精神的器官，就占据主导位置，所有动人的激情开始得到比较和判断，而它们可能的问题就会被预知和不受重视。波浪不会停止，但如今它们打在了岩石上。随着内在安全而来的，是内在的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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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亚纳揭穿了形而上学的虚假面具，推崇某种充满热情（他会说是“卡斯蒂利亚式”，或更普遍地说，西班牙式）的自然主义，但他仍坚决维护宗教的重要地位。宗教为自然提供神话的或诗意的解释，尽管它们是不真实的，但对于赋予生活意义而言，却必不可少。它们帮助我们组织自己的经验，并从某种道德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宗教绝不是完美的，如同其他所有知识，宗教对确定性和“绝对知识”的追寻是严重的错误。尽管如此，人的宗教观就像他的文化观那样，是其身份的基本组成部分，不应以进步或实用为名加以摒弃或贬斥。因此，在某些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上，桑塔亚纳完全背离了他的实用主义同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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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变化的实在：过程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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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罗素合作完成了《数学原理》之后，怀特海转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他从英国来到哈佛大学，同时也离开了他在《数学原理》这本书中展示的冷峻的形式化的哲学概念。实际上，他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开始怀疑迄今为止整个西方哲学的主旨。他后来强调，哲学的目的是对神秘主义的理性化，“用有限的语言来表达无限的宇宙”，获得“对于不可言说的深刻之物的直接洞见”。这显然不是那个与罗素合写了《数学原理》的哲学家——数学家的语言或情绪。罗素后来也承认，对于怀特海的新哲学，他完全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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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怀特海的新“过程”哲学，整个西方传统的哲学家所使用的模型和隐喻都是相同的东西。它们是静态的关于永恒的模型和隐喻。这些模型和隐喻自能通过对数学的逻辑基础的兴趣来得到强化，比如怀特海与罗素曾经共有的那种兴趣，或者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对于无时间的算术和几何真理的迷恋。西方哲学是建立在“实体”“本质”和“客体”这些范畴之上的。它的理想是永恒和逻辑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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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怀特海看到了其他隐喻，它同样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史的逆流，这就是关于变化、进步和过程的隐喻。人们可以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找到这样的隐喻。人们甚至可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这样的隐喻。人们还发现，它出现在现代世界，先是在黑格尔那里，然后在达尔文和尼采那里。（值得注意的是，罗素反对的英国“黑格尔主义者”错过或忽视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个特殊维度。实际上，他们中的某些人把“时间是不真实的”这个非常反黑格尔的观点当作黑格尔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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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是忠诚的黑格尔主义者，尤其在他晚年。然而，这种过程实在观的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则是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柏格森的哲学创造了绵延观念，即变化的实在。这里的关键不只是事物的属性在变化（蓝色的东西变红，年轻的事物变老），而是生命本身在变化。相反，概念是静态的、片面的。因此，只要我们想要分析什么，就会使所分析之物扭曲变形；我们看到一方面，却看不到另一面；我们把事物凝固在时间中，而未能理解事物的成长、发展和生命。分析是没有生命的，最多也就是随着系列连续的观点推进。但是，这必然无法令人满意，因为有无数的角度，无数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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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是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及其分析方法的反对者，尽管他们没有展开过直接交锋。不过，不同于他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同行，柏格森不只要修正分析方法以及哲学的语言概念。他坚持认为，在哲学中，我们应该完全驳斥分析和语言。他告诉我们，形而上学是摒弃符号的学科。因此，形而上学家身处艰难的位置，要表述不可表达之物。此外，柏格森不仅拒斥简单事实、简单事物、简单感觉这样的观念，而且拒斥哲学中的事实、事物和感觉观念。他的基本存在论是变化的存在论，不是这个事物或那种属性的变化，而是变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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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认为，替代分析的方案是“从内部抓住”，即通过直觉把握事物整体。在这里，他抛弃了黑格尔，而接近浪漫主义者，接受了他们那种不可表达却无所不包的直觉观念。通过直觉，我们看到事物的整体及其在时间中的样子。我们看到它们体现了对立面，并表明相互对立的观点的正当性。我们超越僵化的时刻，理解到生命、事物的生机。我们把自己的自我直觉为纯粹绵延，是最直接最重要的生命直觉。我们是“从过去通往未来的连续发展，越向前越丰富”。我们的欲望和行动并非瞬间完成，它们携带着我们的全部过去。（与之相比，我们的思想则更具选择性。）通过我们自身，我们认识到世界的真理。世界是绵延。世界是演化。“我们无限地扩展自身，进而超越自身。”我们所谓的“物质”无非是经验的重复。若询问变化、发展的是什么，这就偏离了主题。实际上，柏格森哲学的全部目标就是回避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因其具有的偏见而钟爱静态和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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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柏格森哲学较有魅力的特征是其坚定的乐观主义。就像他对演化的热情，他的乐观主义堪比同时代大受欢迎的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的哲学。德日进是位耶稣会神学家，他孜孜以求的是要证明进化论与基督教信仰相容。德日进认为，人性在不断向精神统一体（他把这个统一体描述为基督）进化。物种在这个演进过程中不断得到进化。德日进认为，在进化的后期阶段，最显著的变化与其说是机体的外形和生存能力，不如说是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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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注意到柏格森的乐观主义出现的背景，即大战前后充满焦虑和恐怖的年代，他的这个态度就越发引人注目。确实，在那段恐怖年月里，柏格森论述了爱与自由的哲学，反对康德式的义务和律令道德，论述了开放动态的宗教，而不是维护某种封闭静止的宗教。这种乐观主义似乎与其相伴终生，1941年，即便已经垂垂老矣，他仍然顽固地与巴黎其他犹太人一道反抗纳粹的新秩序。（德国人当时为此追究了他的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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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柏格森不同，怀特海始终保持自己对数学的热爱，保持他关于“永恒客体”的柏拉图主义，他对科学具有强烈兴趣，尤其是新物理学。不过，他对传统哲学的抨击并没有两样。他抱怨道，哲学范畴出自17世纪的科学。它们集中于不活跃的物质对象；对于静态的“无绵延”的瞬间加以概念化；扭曲我们的经验。它们“无视时间”。如同柏格森，怀特海坚持认为哲学要采用整套新范畴。哲学不应集中于对象，而应关注事件，不应把它们设想为静态的刹那，而应视为现实化过程的诸多瞬间。①怀特海不再关注毫无生气的对象，而集中于机体观念，集中于“事件，经由模式的生长”。机体不是机制。它在时间中运行。它的各方面都“充满生机”，而不是静态的。怀特海把古老的浪漫范畴引入了20世纪的哲学，这个范畴就是创生性。这还不只是说，哲学家应具有创造性、思辨性、想象力。自然本身就具有创造性、新奇性并且充满想象力。因此，哲学家要发明的不是理想语言，而是常新常变的语言、诗意的语言，由此把捉不断演化的实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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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差不多同时，胡塞尔通过现象学也在探究同样的问题，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比如，乐曲无法分解成原子式的瞬间。哪怕最简短的瞬间，也带有此前的音符，并预示将要到来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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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乌纳穆诺、克罗齐和海德格尔：生命的悲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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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世界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世界，但却什么也没有改变。德国丧失了珍贵的土地（不到十分之一），而在1917年加入盟军的美国成了世界一极。可是，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旧的联盟还在，如同此前那样反复无常。欧洲未能与德国达成和解。它们之间的敌对反倒变得更加严重和充满仇恨。凡尔赛和约（1919）的条款苛刻得难以置信，它要求德国为战争负责，为所有遭受伤亡的民众支付三百亿美元“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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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济走向毁灭。很多大帝国摇摇欲坠，甚至有些已经解体。不过，最具创伤性的直接变化，是启蒙的终结这个糟糕的哲学现实。“人性完美”的观念、道德进步和精神提升的观念，因为这场战争而彻底粉碎，它夺去了840万人的生命，遍及几乎整个欧洲。文明国家以民族主义的名义，追求利润，纯粹是为了虚荣和骄傲，结果表明自己是非理性的，看不到自己的基本价值，从而陷入难以想象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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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为一支伟大的军事力量遭到摧毁，但不管怎样，它坚持履行条约。德国只保留了规模很小的军队，而且没有军事生产能力。但是，随着自由的魏玛共和国在财政赤字的重负和德国人的挖苦和怨恨中崩溃，新的力量开始横扫欧洲，紧紧控制了受战争重创的国家。在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旗帜下，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被鼓动起来。阿道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开始把新颖的可怕哲学强加给他们的民众，不过民众也不全是无辜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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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带有极其强烈的复仇和怨恨，它要求重新寻回失去的伟大和庄严，在这种沙文主义修辞的掩盖下行事。1935年，德国重新收回了它曾丧失的某些土地。意大利则攫取了埃塞俄比亚。整个世界被折腾得疲惫不堪，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做法袖手旁观。当希特勒在1939年先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时，其他国家想要干预已经太晚了。整个世界已然极度虚弱，被裹挟着走向另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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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哲学主要是某种怨恨哲学。即便我们无法直接从逻辑原子主义的某些文本和现象学方法的最新运用中觉察到这点，但是，哪怕是最抽象的哲学体系也无法避开以下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世界是恐怖的”（罗素语），而且情形也不会有改观。罗素自己也抱怨道，尽管他愿意把哲学和逻辑当成避难所，却却没有人的存身之地。那些把持了英美大学“分析”哲学家们的反应，则是有意轻视或忽视他们排斥在外的主题。牛津和剑桥的绝大多数哲学家不再高谈阔论人性、生活的意义、伦理学、美和政治哲学这类话题。实际上，这些话题通常要么被斥为无意义，要么被简单地一笑了之。比如像大萧条和世界大恐怖这样的实际问题，被排斥在肤浅、干瘪、形式的逻辑关切和语言分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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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法国，哲学完全一片死寂，仅仅靠柏格森轻快的乐观主义才得以苟延残喘。到1941年，法国人因遭受德国人的严重打击而元气大伤。但是，在英国和法国之外的地方，其他某些哲学家以更为直接、对抗的方式应对时代问题。为了准确把握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应该从欧洲的边缘国家开始，因为那里的哲学风气没有那么专断，但政治和经济状况甚至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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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盖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1864—1936）可能是西班牙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且他为自己的哲学具有明显的西班牙风格而自豪。无论是在诗歌、小说中，还是在哲学论文和文学评论中，他都简洁明了地谈到“生活的悲剧感”。他关注的不是北方哲学家的雄心，而是如何应对充满焦虑、残酷和失落的生活的问题。他是极具个性的哲学家，激情地呼吁诚实和正直，他完全可以算作“存在主义者”（存在主义是场哲学运动，这个阵营的哲学家尤为关切的是人的责任和具体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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