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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对妇女社会平等的心理障碍的分析，激发了人们对于那些促发男性至上主义（即认为男性高于女性的偏见）的社会化方式的兴趣。她声称，既然妇女是“成为”而非“生为”的，这就意味着，性（sex）与性别（gender）的区分要作为女性主义论述的基本区分。“性”指的是个人生殖系统的解剖学特征。相反，“性别”指的是基于这些解剖学特征而分派的那些社会建构的行为和角色。这种区分有助于人们认识到，性特征本身不能使某个人确立社会视为“自然”的性别角色。女性主义者常常用性——性别的区分来抨击生物决定论，或“生物性即命运”的观点，它通常认为，妇女之所以必须扮演某种角色（比如母性的角色），是因为她们生来就具有某些身体特征。实际上，在今天，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的“被给予性”也是值得怀疑的。难道解剖最终不是某种“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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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的作品也有助于女性主义者认识到那些内在障碍，正是这些障碍阻止了妇女承担与男人具有同样声望的社会角色。女性主义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晚期发生在欧美的更大的左翼运动的组成部分，它特别关注的是推翻让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争论，关注的就是女性解放是否与婚姻制度或异性恋一致（在某些女性主义者看来，这种制度必然会使女性处于从属的位置。）另一个关注点则是，妇女如何克服自己内心那些阻止她取得社会顶尖成就的心理障碍（比如，某种培养起来的“对失败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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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上的女性主义者分析，性别歧视论者的假定常常无意中明显地影响了中立的历史概念。特别是，女性主义者批判了普遍性、客观性和理性的启蒙观念。普遍性立场是可疑的，因为它很容易成为要求顺从的借口。那些声称客观性和普遍性的人们，常常看见的无非是自己放大了的特征。结果，西方哲学的“客观”立场成了男性白人的立场。所有从女性或少数族裔的角度来看非常独特的东西，常常由于所谓的“普遍”视角而被系统地抹去。因此，“客观性”常常被规定为“价值中立”，而从未考虑到这可能会消除或忽视什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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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矫正哲学中对女性和少数民族的忽视，就需要某种女性主义存在论和女性主义认识论，后者始于女性视角这种透视主义的假设，至少如其偶然发展出来的那样，可以对行将到来的认识实在的方案作出独特、重要的贡献。从同样的假设出发，某些女性主义者试图发展出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它在决定科学应追寻何种方案以及何种经验发现具有的重要性方面，运用女性的视角来考察。④社会科学和医学研究显然受到影响，某些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影响要广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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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晚期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试图发展出堪与男人之间的“兄弟情谊”比肩的女性之间的“姐妹关系”，那种兄弟情谊正是激发了法国大革命的启蒙哲学家所提倡的。女性之间的友爱得到强调，被视为这种对女性的“颂扬”的组成部分。某些女性提倡女性分离主义，即某种完全由妇女构建和管理的社会秩序。一些理论家担心，早期的女性主义已经变成了某种对异性恋的歧视，进而把女同性恋置于女性主义的中心。近来，某些女性主义者呼吁要认识到，给予性欲以具体取向的既不是性也不是性别。她们认为，异性恋与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的性别角色紧密相关，我们应该把“欲望”与“性”和“性别”区分开来。如果这样，它们就无需遵从社会的裁定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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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关注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并未忽视更大社会中的政治问题，因而寻求与其他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流派以及其他政治运动建立理论上的联盟。某些女性主义者把女性主义与心理分析进行了理论综合（不过它对传统的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美国，有时会运用儿童的心理分析来表明，早年把抚养儿童的任务交付给女性如何促进了性别歧视态度的发展。法国的女性主义者更注重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去重写心理分析理论，尤其是强调女性的身体经验和母性经验（弗洛伊德对此仍然茫然不解）。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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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心理学视为依附于哲学的做法，也影响了女性主义者研究伦理学的方法。心理学研究表明，女性在处理伦理问题时要比男性更注重情境，男性则倾向于寻求相关原则来解决道德困境。⑦因此，某些女性主义者试图强调“女性”的道德路径的女性主义伦理学，它更多注重关系而非原理、注重关爱而非一致。比如，就此而言，康德所维护的道德是男性对非个人性的客观冷静的偏好。不过，其他女性主义者担心，认为女性具有某种“不同”的道德做法会导致双重标准，并且会倒退到认为女性没有男性“理性”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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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女性主义者已经开始质疑这场运动对姐妹关系的强调。她们担心，这种对单一的“女性”群体的关切，只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关切点，这会使其他大量女性遭到边缘化。这些女性包括女同性恋和非白人种族的女性，以及经济地位低下的底层女性。结果，就出现了“第三波”女性主义哲学。⑧为了对人们抱怨女性主义是场富有、异性恋、白人女性的运动做出回应，当前的女性主义特别关注对女性多样性的认可，尤其是关注那些在社会阶级和文化上处于劣势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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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女性主义积极从少数族裔和第三世界的女性的观点来重新思考和定义自身，因为早期女性主义的作品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的，不能代表她们。某些女性主义者质疑把“女性”或“性别”当作跨文化范畴来谈论是否恰当。或许，她们建议道，女性主义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自己所发现的区域性问题，而要尽量少地对世界各地的女性的处境提供理论说明。无论如何，哲学上的女性主义力图揭示西方思想中对女性的压迫模式，借此纠正早期对许多女性的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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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见 Genevieve Lloyd, The Man of Reason: “Male” and “Female” in Western Philoso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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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原则上（出于公平起见，也是为了避免那些令人厌恶的个人问题和政治问题），我们这本书论述的女性哲学家不包括还在世的哲学家，当然，脚注中偶尔提及则是例外。因此，我们将不会详述当代女性主义的具体细节，这些当然可以在大量出版物中获得。关于历史上被忽视的某些女性哲学家，见 M. Atherton, ed. Women Philosophers of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Indianapolis, Ind.: Hackett,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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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见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也见 Helen E. 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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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但我们不应该认为，女性主义因此就能够发明另外一种物理学，或者说，可以拒斥过去的科学成就和科学发现。毋宁说，科学需要扩展，需要考虑更多的不同证据，这尤其体现在社会科学中，这个领域充满了各种偏见。近来持这些论点的学者有 Sandra Harding，Steven Jay Gould 和 Robert Pro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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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例见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1990); idem,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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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例见 Janice G. Raymond, A Passion for Frien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Female Affection (London: Women’s Press,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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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见 Carol Gilligan,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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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第一波女性主义集中于妇女在法律上获得平等的权利。第二波则集中于妇女在社会中的参与性，以及妨碍这种参与的心理障碍和社会障碍，哪怕有恰当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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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受压迫者归来：非洲、亚洲、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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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后半叶见证了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前所未有的互动、交融和冲突。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交通变得日益便捷和便宜。自然的边界和地理的界限不再令人可怕。无论是出于经济原因、政治原因、私人原因还是文化原因，移民和在国与国之间来回往返都变得非常频繁。（世界最富裕的国家，有许多正困扰于移民的涌入以及由此带来的复杂而且总是不那么愉快的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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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殖民主义和经济剥削的斗争、美国仍在持续的民权运动（如今是诸多运动），以及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全都反映了人们对文化群体能够而且应该共生的方式的关注。当较小的种族和文化群体在面临许多人所谓的更大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吞噬，他们强调对自己身份的主张和保存，然而，那些认同更大结构的人们则又觉得自己受到社会崩溃的威胁。这种相互胁迫最切实的结果，就是内战和革命的明显增多，它们常常有种族或民族主义的起源，较小的种族群体为了使自身与较大的种族群体区分开来而斗争。哲学常常采用普遍的权利话语，但也要小心谨慎地适应地方性的环境，因此也是这种斗争运用的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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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至少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主义是最盛行的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毛泽东推翻了民国政府，这场“农民革命”引起了世界上所有受压迫人民的关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综合了当地传统和观念（如同数十年前列宁领导下的俄国那样），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在此之前实际上没有得到承认。汉代（始于公元前3世纪）的儒家思想强调个人和家庭的至高权威，这种思想因建国之父毛泽东而在“共产主义”中国呈现为新的父权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的生活和外在政治完全颠倒了过来，但是，许多中国学者仍然认为，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更像而非更不像传统的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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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绝大多数革命政府，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也出现了此前统治者那样的极其糟糕的压迫性，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使整个国家的社会状况和经济状况陷入混乱。到了20世纪90年，随着苏联的解体，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让位于中国儒家传统的其他形式，我们称之为商业社会。（有些人以戏谑的态度看待这个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但要记住的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经验的商业社会之一。）尽管如此，毛泽东式的革命作为极具魅力的范例召唤着世界上穷苦人民和受压迫的人民。同样，本世纪最畅销的哲学书之一是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1925—1961）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World），或许只有毛泽东的红宝书堪与之相比。这本书呼吁世界各地受压迫的人民使用暴力来结束迫害。（不过，与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相反但同样富有魅力的典型，是甘地针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非暴力抵抗”，稍后我们会对此作简短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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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无法不受这些全球性潮流和关切的影响。群体之间日益增多的文化接触和冲突，引发了大量哲学问题。真的有适合于一切文化的规范和标准吗？（1948年的联合国宣言强调的“人权”，实际上难道不是第一世界把自己的伦理强加给第三世界的人民吗？）是否有唯一的知识概念，它既在中国、尼日利亚有效，也在芝加哥、海德堡有效？（物理学所研究的现实确实是真的、普遍的吗？还是说物理学理论的一致性是由于物理学的语言和技术？）是否存在唯一的宗教，或者说，是否存在某种奠定了所有宗教的唯一灵性？（还是说，“传教事业”会毁灭本土文化？）是否存在“人性”这种东西，或者说，只存在各种各样的人类群体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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