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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所提出的哲学理论都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他认为农民起义是大不仁的行为，所以由此可见他所提出的哲学理论其实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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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被他的弟子概括成了“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也被后人称作“王门四句教”。他认为心外是无物的，所以认识的源头并不是客观世界，而是在人的内心当中，心是认识的主体，也是认识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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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提出的“良知”是指天地造化的根本，在本体论方面，心是事物的本原；在认识论方面，心是评定是非的标准。他提出无论是真理还是谬论，用客观实践都无法验证，只有人的主观良知才能够决定是真理还是谬论。他将所有事物都归为“良知”，按照他的说法来看，心是良知的本体，所以心是无善无恶的，由心产生的意志也没有善恶，所以人都摆脱不了私欲，必须采用“致知格物”的方法来克制私欲，这样心体才能够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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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所提出的“致知格物”有以下几点含义。首先，他认为心外无理，所以心外无物；其次，他认为“格物”假设是格事事物物的话，那么天下所有的事物是不能完全被格尽的，所以格事物是一件徒劳的事情；最后，他提出的“格物”说，其实就是想要实现封建“天理”，是一种增强封建道德修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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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只要人们的“良知”得到满足，那么人就不会再有身外的追求，如果身外的追求得不到，内心也可以弥补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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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早年就已经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他所提倡的“知行合一”学说，同时也是他所提出的“致良知”的一种方法。他提出“知行合一”主要目的是反对朱熹所提出的“知先行后”学说，也是为了解决道德认识以及道德行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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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认为知、行由心而生。他将行视为知的一种表现形式，他曾说过：“当人们看到好色就会自然产生美感或者爱慕之心，这就是知，同时也是行；当人们闻到了恶臭时，就会产生恶感和厌恶的心情，这也是知，同时也是行。”他这样说是为了否定知和行的差别，目的是让知能够代替行。他认为人在产生爱慕心或者厌恶心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存在，可是人还没有从实际行动中表现出自己的爱慕心或者厌恶心的时候，爱慕心或者厌恶心就只能算作是主观感情或者是思想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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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还认为“知行合一”的标准是“致良知”，知代表着“知天理”，行代表着“行天理”。如果知不以“良知”为准则的话，那么只能算作“悬空思索”。如果行不以“良知”为准则的话，那么只能算作“冥行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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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唯心主义性质，我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对其给予了肯定，但是否定知是通过行才获取的。虽然他们之间有的观点并不统一，但是都在知的范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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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反权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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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号卓吾，生于1527年，卒于1602年。他与王守仁是同一个学派，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与王守仁不同的是，他与封建正统思想做对抗，他所主张的进步思想与封建正统思想之间矛盾不断，所以他的著作常常被人焚毁，但即便这样，也依旧有传世的著作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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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我国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因而李贽所代表的反道学也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思想体系。他在思想上受到了何心隐的影响，他批判诸子百家的传统，希望能够寻找到自己学术形成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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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学术方面，他贬孔子，让自己的地位处于“异端”，他与王守仁的学说有本质上的区别。李贽的老师是王襞，所以他是泰州学派的继承者，与王守仁并不是同一个学派。他佩服罗近溪的学风，经常赞扬罗近溪，尤其是罗近溪的平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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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期，我国长江和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虽然还没有到震撼封建主义的程度，但是社会因此产生了矛盾，李贽也从中受到了影响。李贽的家乡在泉州，他家族里的几代人都从事海上活动，所以他的思想逐渐倾向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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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在思想方面反对封建社会的教条，他对封建特权拥有者们存在着抵触情绪，反而与普通百姓走得很近，这也是他那么反对封建思想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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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哲学思想不仅仅体现在他那些与形而上学十分相近的著作，而且隐藏在他著作当中的那些社会思想里。从他所提出的平等说、个性解放说、个性自由说以及他写的文学评论中，都不难看出他的思想十分进步。他在评论历史人物时，轻而易举地将迷信破除，并且给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过想要理解他的哲学思想，首先要理解他的认识论和世界观中所含有的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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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哲学思想当中充满了平等、尊重、自由的精神。他认为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关系，每个人的个性都有所不同，每个人都会有自私的欲望，为了能够趋利避害，谁都会变得自私。他认为吃饭和穿衣就是人伦物理，享乐或者能够正确理解个人利益都是合理的，这就是人的道德基础。他的这些思想论点都与反对封建等级和封建特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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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唯心主义从南宋开始，一直到明朝，统治时间长达四百余年。上到朝廷，下到百姓，都认同唯心主义理学，并且宣扬“天理”。人们认为“天理”就是万物的根源，所以必须顺应“天理”，不能违背“天理”。李贽却批判官方御用的学者，他提出哲学根源还有“道在事外”。他对程、朱二人提出的“理在气先”的说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气”和“理”是对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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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也是一位唯心主义者，但是他却批判唯心主义的本质，他提倡将气与理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他所提出的唯心主义观点，让他不再停留在二元论的结论。他认为，所谓的“太和”和“乾坤”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并不是物质的实体。他指出了客观唯心主义所提出的太极或者理是万物根源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也没有提出一个正确的说法来代替这个错误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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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认为用国势的强弱来判断真理的是与非太过片面，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强大的王朝都是因为暴君无道而灭亡，所以不能因为国家的强大而认为真理就在那一面。李贽对佛教有着很深的信仰，他全面接受了佛教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一位主观唯心主义者。虽然他反驳客观唯心主义，可他的言论却只能作为唯物主义者的参考资料，并不能够对客观唯心主义造成致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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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反对特权阶级，为了能够打击儒家和道家的特权地位，他写了很多具有批判性的文章。他不是盲目地崇奉经传，而是通过自己的裁量来评量圣贤的经传，他这种做法表现了对封建主义的反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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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散发出来的批判锋芒将儒教经典、道学家们的锋芒都掩盖了，但他本人却没有表现得十分神气。他首先对儒教经典和一些儒学圣贤进行批判，这种做法就是挖根掀底，有一种擒贼先擒王的架势。他对六经以及《论语》《孟子》都抱着一种轻蔑的态度，他说圣人的言语只是因病所发的药石，这种说法直接否定了六经以及《论语》《孟子》的经典地位，将经典教义的特权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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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对孔孟经典的评论充满了讽刺的意味，他将孔孟经典的神圣外衣剥去，让经典变为平常，甚至将经典说成愚蠢和可笑。他善于抓住圣贤们文字中的一些小漏洞，并用诙谐的语言进行讥讽。对于孟子的学说，李贽则更加直接地批驳了他关于表彰墨子的理论。李贽斥责道家对孔子的盲目崇拜，讽刺道家如同一群只会乱叫的狗。他还将孔子和老子放在一起作比较，他认为两者的地位没有谁轻谁重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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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为了能够统一百姓的思想，统治者用孔子理论中的是非作为判定真理的标准，并用孔子理论去衡量一切。李贽认为这是一种愚昧的行为，他反对这种独断的态度，并提出了无定论、无定质才是是非，是非的关系是相对的。他反对用孔子理论来作为评定是非的标准，但是他没有摒弃是非，而是提出了要用自己的时代精神去代替孔子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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