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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将贵族权利向各阶层开放，中等阶级进入四百人会议，成为议事会员；下等阶级在公民大会中参政，从而拥有公民权；组建最高法庭，法官面向全体公民，通过普选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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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钱币上，铸有诗人立法者梭伦侧面头像。亚里士多德于《雅典政制》中，保留了许多梭伦的诗，诗中，梭伦写道：须知暴君专横我切齿痛恨，任各色人等瓜分国土更非我所愿。针对平民与贵族两面，他说自己像一堵墙，立于虎视眈眈的两军之间……但两方面都从他的立法中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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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自由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无论贫富贵贱，都有同样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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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妒忌乃人之天性，而民主制尤甚。制度缺了信仰，妒忌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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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忌，是平等反感卓越，是群众排斥个人。它一出场，伟人就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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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为雅典立法后，被妒忌放逐了。在幼稚的民主制里，妒忌产生僭主，平等导致专政，下层阶级的自由培育出独裁者。梭伦离开后，他的堂兄庇西特拉图乘机篡权，成为雅典第一位僭主。据说，这位僭主把公民召集到广场，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然后要求他们将国事托付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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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梭伦一样，有民主思想，这使他的独裁看起来像雅各宾派。他用了人民民主的模样。人民以他为荣，称他为“仁德之君”。可当他的儿子继位时，就意味着复辟了世袭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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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贵族卷土重来。幸运的是，来了一个开明贵族克里斯提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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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改变了阿提卡贵族的组织结构，以地理行政区域取代血缘亲族组织，重新按地区划分十个部族，并打破以往海岸、山地或平原派的狭隘地域观念，使每一部族居住区均由海岸、城市和内陆组成。他要求每一部族重新建立宗教典礼，以新地区的古代英雄作为当地人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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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资格不再由血统决定，外邦自由人来新区定居，也可以获得公民资格。这样就使投票人数倍增，民主获得了更多的支持。除妇女和奴隶外，每个成年男子都有同样的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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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会由过去的四百人增至五百零一人，公民大会在实际上拥有了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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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提尼还创制了“陶片放逐法”，该法主要是为了限制有独裁野心的人。任何一个被认为对民主有危害的公民，都可以通过民意表决的方式，被体面地放逐五年或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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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革命开创了民主功业，但他并不认为革命必然具有合法性。对于自己发动的革命，他做冷处理，并非出于贵族的矜持，而是他深知革命导致独裁，而他必须守法和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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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革命者，他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扬弃革命；作为独裁者，他独裁的使命，是要取消独裁。雅典人是幸运的，他们不仅拥有纯粹的立法者梭伦，还有真正的革命者。为了民主而“放逐”革命，为了合法性而“放逐”独裁者的野心，君主革命与民主革命迥异其趣，或许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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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最好由“人民信托”，但“人民信托”亦多出僭主，因全民委托必有全权代表，凡代表者，或由信任，或以信仰，故多委托，少制约，久之，便成僭主——惯以民主为名，行君主之实，而以立宪为多余，以选举为多事，奉行权威主义。这时，“陶片放逐法”就派上用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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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4 悲剧催生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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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家中总要设一火的祭坛，使柴薪相续，长燃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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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光中，可以观照家族命运，它使我们想起了那个“流泪的哲人”——以弗所的隐者赫拉克利特，也使我们想起了神话中的“盗火者”，那个为人类受难的普罗米修斯。悲剧的灵魂，不仅来自哲学，还源于神话；不仅根植于如火烈烈的家族心灵，还成为自由化的城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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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提倡集体生活，而史诗和抒情诗，是贵族化和个人化的，都过时了。不过，来自民间的戏剧活动，却适应了民主化的新要求。在戏剧活动中，民众不仅是观赏者，而且是参与者，就像他们是英雄祭仪的参与者一样。他们合唱的英雄赞歌，如同哲学对命运的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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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主题，依然是古老的命运之歌：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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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发问之前，神话和史诗早已伏下命运的线索，而米利都的先知们对于始基的追问，再一次逼出了命运。传说，阿那克西曼德穿着令人肃然起敬的衣服走来，严肃有如悲剧，亦如哲学。他面对无限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在表明，人生是个悲剧，而他生来就得扮演英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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