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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以概念和假设立言，而与神话思维绝缘，孔子则根据以往的经验求其“损益”——加一点儿减一点儿，像“修补匠”一样，从传统的仓库里，寻找合适的材料来“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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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的历史，就是这样出台的。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修补”，先王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其事迹亦趋于合理，而神话因素则在不断的修补中，像万花筒里的碎屑一样变成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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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修补匠”，孔子并非第一人，但他却是集大成者。经他“修补”后的中国古代文明——先王的政统和道统，脱离了巫觋文化，不再以神话的方式，而是以元典的方式，存在于史官文化中。那一代代史官，都是王权主义的“修补匠”，包括“六经”在内的经史之学也就成了“修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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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文化”出于三代，严格说来出于殷商——“唯殷先人，有册有典”，迄今为止，考古发掘还没有对这一说法构成挑战。傅斯年认为，殷、夏文化一脉相承，由殷之兴盛可推知夏文化也相当发达。他将三代的历史舞台，放在河、济、淮流域，以“夷夏交胜”来概括三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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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我们知道三代以前的尧、舜、禹时期，主要对手是南方蚩尤一系。经过多次征伐，蚩尤一系退出华夏摇篮地，窜入西南山岭间。到了三代时期，构成华夏摇篮地的颛顼和帝喾两族的后裔相争，便有了“夷夏交胜”的局面。整个夏代的历史，可以考知者，几乎都是夷夏相争的历史，先是益、启之争，而后是羿与少康之争，结局是汤、桀之争，帝喾一族的夷商终于取得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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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人羿，与古希腊传说中的赫拉克勒斯相似，受帝喾之命，为尧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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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禾焦草死，他射死九日，还为尧诛杀怪兽，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于是，万民皆喜，置尧为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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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从颛顼一族回到帝喾一族，除了兄终弟及的共和古制外，羿也功不可没。可帝却不让羿回神界，他要羿继续为尧服役。羿不受命，从此成为叛神。他向西王母求来长生不老药，不料，被嫦娥偷吃了，奔月而去；徒弟逢蒙，妒师不死，难以出人头地，一次次暗算，终于得逞。叛神、叛情、叛师，英雄的传说，便是由一系列“叛逆”组成的悲剧。羿背叛了神，“女子与小人”背叛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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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尧又遇到洪水挑战，继羿射九日之后，又产生了禹治九水的神话，这正是山系文明向水系文明过渡时期的传说。大旱，在神话中，仍可用山系文明的狩猎方式——射日来解决。然而箭能射日，却不能治水，治水需要有新的文明。于是，禹受帝命，像羿助尧一样，助舜完成帝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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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喾命羿，乃命其服役，而非命其接班；颛顼命禹，使禹受命于天，做舜的接班人，故羿败而禹成。羿虽英雄，究为夷人，“非我族类”。羿不受命，使兄弟共和，转为夷夏相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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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叛逆的时代，羿之败，鲧之死，皆因叛逆二字。一求仙药，一窃息壤，皆英雄桀骜不驯之举，令人唏嘘不已。唯禹能以天下为己任，而终成帝器。即以“情”言，羿浪漫而有夷风，与宓妃之恋，官司打到天帝。帝曰：“固其宜也，羿何罪欤？”禹则忍而有帝范，致使涂山氏女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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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1 中原地理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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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临汾，古称平阳府，“尧都平阳”，禹“又都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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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考古发掘，发现了“陶寺文化”，正是尧、舜、禹时期文化。自临汾以下，由北而南，沿汾河下游分布，这一线，有襄汾、曲沃、侯马、稷山，直至黄河边，都有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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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文化早期，可能与帝尧——陶唐氏有关；中期，已经产生了“都邑”——国，然后沿汾河南下，经过汾运盆地，翻越中条山，渡黄河，进入豫西平原；晚期，开始夏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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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运盆地，位于山西临汾和运城两地，西面有吕梁山，东南有中条山，北方有太岳山。来自吕梁山的汾河，从盆地流过，在与浍水合流的三角地，形成了汾运盆地的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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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环抱盆地，最宜于文明的摇篮。河流成了文明之乳，此乃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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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天道与人文》言，文明起源时都很脆弱，待其成熟，要有漫长时间。其间如有蛮族入侵，“则一线光明即被熄灭”，所以，有幸能成长起来的文明，都要有一定的封闭性，或处于干燥的半沙漠地带，或为“四塞之国”。在汾运盆地里孕育的文明，就是这样一个头枕着吕梁，立足于中条，在汾河流域成长起来的“四塞之国”。可盆地还是太小，文明长大了，同汾河一起奔向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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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人物应运而生了。他就是禹，脚踏龙门，四望河山，开始了“禹治山川”的国土规划和国家缔造工作。犹如传说中的鲤鱼跳龙门，陶寺文化冲出汾运盆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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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世界，用神话学的眼光来看，便是个神话世界，通过考古学反映出来的，则是个文化的江山。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呈现于我们眼前的，便是以考古命名宛如遍地开花的各种类型的文化。苏秉琦将所有这些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其分布，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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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就是大。黄河比汾河大，平原比盆地大，天下多大呵，规划天下，就是夏。夏，要解放河流，让文明跟着河流走，以流域为国家，这就是夏。传说，禹凿龙门，让黄河流过，自由的黄河，为文明造血，造就了华夏中国，在黄河流域留下了文明的遗迹——二里头文化，那就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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