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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学里,“有夏之居”被称作“二里头文化”,因为遗址所在地,就在洛阳偃师二里头。有人说,二里头文化并非夏文化的开端,而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之后的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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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神话的“昆仑摇篮地”进入历史传说的“华夏摇篮地”时,政治地缘也就从南北炎黄对峙转向东西夷夏相争;国土规划及其政权形态,也从顺着山脉展开的“连山”政权转向沿着河流流域分布的以“治水”为标志的“连水”政权;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则从禅让向革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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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的主角,在夏为启,在夷为羿。夷夏相争,从陶寺文化就已开始,一直争到二里头文化。《左传·襄公四年》就将“昆仑摇篮地”的神羿转化为“因夏民以代夏政”的“华夏摇篮地”的有穷氏后羿,逢蒙则为寒浞代替,原为弃儿,被羿收养,“信而使之”,却篡权,并害死羿,且烹而食之。羿死后,嫦娥改嫁寒浞,生二子。羿之死,与《荷马史诗》之阿伽门农相似,都被“女子与小人”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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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夏后裔少康继起,攻灭寒浞及其两子,作为夷的一支,有穷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夏夺回了政权,史称“少康中兴”。夷夏交相胜,导致两族共和解体,使夏、商、周三代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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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2 陶寺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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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殷周以来的历史被“革命”拽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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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殷周以前,“革命”是个什么样子?从《山海经》里,我们看到的,是蚩尤、共工之流的“造反”,这显然与《易传》里说的“汤武革命”不一样。“革命”要有正当性,而“造反”则无须合法。正当性来源于天地,“天地革而四时成”,所以,就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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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应人”,就要“究天人之际”,也就是要知天命,知人心。于是,就有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一提出来,天命就无须通过个体来表决了,众多的个体就变成了众生——一堆土豆,用一只“民”的袋子,就可以打包带走,关键是“民主”。所以,要“求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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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里,多有“求民主”。“民主”就是“民”的代表。若谓天命赋予革命正当性,那么“民主”就赋予革命合法性。殷夏之际“汤”和殷周之际“武”,都是这样的“民主”。不是谁都有“革命”的资格,要“民主”才有;不是谁都能自称为“革命者”,要应天命的“民主”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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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的提出,有一个莫大的好处,那就是,它使人类最为暴力的行为文明化了。若无“革命”的禁忌及其神圣化,原始的“革命”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陶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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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的《何以中国》中提到了陶寺文化里的一次革命。那次革命,显然不是“民主革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是“造反有理”的“暴民运动”,毁了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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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告诉我们,他何以排除此次暴行非外来族群攻掠,而确认其为底层社会的一次“革命”呢?原来他看到了这样的场面:宫殿区,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工人所占据,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三十多个人头骨乱堆,多为青年男子,头骨大都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以人骨计,约有40-50人,与兽骨混杂。大沟底部,有一具三十多岁的女尸,虽为全尸,但颈部扭折,嘴大张呈惊恐状,两腿叉开,阴部竟被一根牛角狠命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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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扰坑”,坑内有乱弃的人头骨、碎骨和玉器等。两三座墓的“扰坑”内出土的石磬残片,竟能拼成一件完器,说明它们同时被掘,又一并回填,毁墓虐尸,看来只为报复。当然,顺手牵羊,获得战利品的事,也时有发生;在另外一些小墓里,就随葬了与死者身份不符的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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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景,使人联想到阿Q式的革命。在阿Q的想象中,吴妈,还有秀才娘子那张床,早就是他“革命”的战利品了。假如阿Q “革命”成功,而吴妈居然“反革命”,后果会怎样呢?会不会出现类似陶寺遗址里那具女尸的场景呢?“我手执钢鞭将你打”,阿Q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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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考古人许宏断言:“种种迹象表明,这似乎是一种明火执仗的报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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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经“种种”了,何必还要“似乎”呢?该“就”是了!通过对出土日用品风格分析,他发现,“陶寺文化”数百年一脉相连,从未中断,报复者与被报复者,应当属于同一群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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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同一群团分化了,分化出阶级。这次“革命”,就是一场阶级斗争的浩劫,这就是“陶寺革命”了,看不出一丁点儿“顺天应人”的意思。在“革命”的现场所见,唯有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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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光有“革命”的原生态还不够,还要有个能说明它的历史的背景,于是,我们的眼光又从遗址转向文献搜寻,还是回到了“夷夏东西说”那个时代,以之来为“革命”做个历史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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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那些“平城墙”“废宫殿”“杀壮丁”“淫妇女”“毁宗庙”“扰祖陵”的遗存,有人佐以《竹书纪年》,提出尧、舜、禹之间的“禅让”说不可信,是杜撰的,因为如此浩劫,怎么看都不像个“禅让”的样子。陶寺主流文化究竟是“禅让”还是“革命”?这的确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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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有两点提示:其一,“禅让”只是最高权力的一种授受方式,犹如后世所谓“培养接班人”。不要以为只有“革命”会带来混乱,“培养接班人”同样添乱。所以,我们建议,不要把“禅让”想得太美好,不要以为“六亿神州尽舜尧”是太平盛世。其二,与尧舜禹相对应,陶寺文化分为早中晚时期。那场浩劫,虽不排除发生在尧舜时期,但更有可能发生在陶寺文化晚期,亦即禹以后的“益干启位,启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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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邦本在《陶寺古城——唐虞联盟与夏初中心都邑》中指出,夏启以前,尧舜禹联盟的中心都邑应在陶寺。据放射性碳素检测,陶寺遗址年代,在陶寺文化中、晚期之交,约为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此非尧舜时期,恰与夏初相当。故那场浩劫,在我们看来,或为伯益继禹之后,与禹子启冲突所致,使联邦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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