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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扰坑”,坑内有乱弃的人头骨、碎骨和玉器等。两三座墓的“扰坑”内出土的石磬残片,竟能拼成一件完器,说明它们同时被掘,又一并回填,毁墓虐尸,看来只为报复。当然,顺手牵羊,获得战利品的事,也时有发生;在另外一些小墓里,就随葬了与死者身份不符的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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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景,使人联想到阿Q式的革命。在阿Q的想象中,吴妈,还有秀才娘子那张床,早就是他“革命”的战利品了。假如阿Q “革命”成功,而吴妈居然“反革命”,后果会怎样呢?会不会出现类似陶寺遗址里那具女尸的场景呢?“我手执钢鞭将你打”,阿Q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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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考古人许宏断言:“种种迹象表明,这似乎是一种明火执仗的报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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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经“种种”了,何必还要“似乎”呢?该“就”是了!通过对出土日用品风格分析,他发现,“陶寺文化”数百年一脉相连,从未中断,报复者与被报复者,应当属于同一群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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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同一群团分化了,分化出阶级。这次“革命”,就是一场阶级斗争的浩劫,这就是“陶寺革命”了,看不出一丁点儿“顺天应人”的意思。在“革命”的现场所见,唯有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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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光有“革命”的原生态还不够,还要有个能说明它的历史的背景,于是,我们的眼光又从遗址转向文献搜寻,还是回到了“夷夏东西说”那个时代,以之来为“革命”做个历史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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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那些“平城墙”“废宫殿”“杀壮丁”“淫妇女”“毁宗庙”“扰祖陵”的遗存,有人佐以《竹书纪年》,提出尧、舜、禹之间的“禅让”说不可信,是杜撰的,因为如此浩劫,怎么看都不像个“禅让”的样子。陶寺主流文化究竟是“禅让”还是“革命”?这的确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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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有两点提示:其一,“禅让”只是最高权力的一种授受方式,犹如后世所谓“培养接班人”。不要以为只有“革命”会带来混乱,“培养接班人”同样添乱。所以,我们建议,不要把“禅让”想得太美好,不要以为“六亿神州尽舜尧”是太平盛世。其二,与尧舜禹相对应,陶寺文化分为早中晚时期。那场浩劫,虽不排除发生在尧舜时期,但更有可能发生在陶寺文化晚期,亦即禹以后的“益干启位,启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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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邦本在《陶寺古城——唐虞联盟与夏初中心都邑》中指出,夏启以前,尧舜禹联盟的中心都邑应在陶寺。据放射性碳素检测,陶寺遗址年代,在陶寺文化中、晚期之交,约为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此非尧舜时期,恰与夏初相当。故那场浩劫,在我们看来,或为伯益继禹之后,与禹子启冲突所致,使联邦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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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3 文化中国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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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在它兴起的时候,往往都很美好,令人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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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当然没有见过陶寺文化,却号称“祖述尧舜”。他要“述”尧舜什么?其实无话可说,便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育焉……”来搪塞,把尧舜说得跟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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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语焉不详,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他的“宪章文武”来举一反三。他不是要“吾从周”吗?“从”周的什么呢?他说周“郁郁乎文哉”!他要“从”的,就是那个“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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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人“有册有典”,在甲骨文和金文里都有那个“文”字。可是,还有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那就是出现在陶器上的陶文“文”字。陶寺大墓里,就出土了这么一件陶制“朱书‘文’字扁壶”。这本是一件灰陶汲水器,在陶寺文化里,也只能算作百姓日用之物,况且器已残缺,仅得残片。然而,不同凡响的是,扁壶正面鼓腹一侧,赫然出现了朱红毛笔写的“文”字,而背面的另一残片上的笔画,观其上下间距,似有两字。对于正面的“文”字,观者均无异议,背面那字,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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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众说中,独取冯时《“文邑”考》。冯文曰,“文”后一字似有残笔,当为“邑”字。又曰“文邑”实为夏邑,其所据者,乃《史记·夏本纪》之“夏禹,名曰文命”。又据《大戴礼记·五帝德》所引孔子言“鲧之子也,曰文命”。禹名“文命”,故“文邑”,即“文命之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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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邑”是个文明的盆地,陶寺文化就在临汾盆地里发育,发育为大邑。考古人许宏说,陶寺人都是“拿来主义”者,但凡能够拿来的文明成果,不管东西,无论南北,他们都用来哺育自己的“文邑”,从西方拿来铜器,从东方拿来玉器,南北兼收,东西并蓄,而成其煌煌大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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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拿来”的成就,集中反映在陶寺文化的“前铜礼器”群上。“礼器”是全方位的,食器、酒器、乐器、兵器、工具都在“礼器”之列,而且来源多样。琮、璧、环等玉器,或来自良渚,或带有红山文化因素,玉钺多取之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双孔玉刀则来源于江淮地区,而尖首玉圭或从中原以西来,彩绘如云纹、回纹、几何纹以及灵饰等,亦能从北方赵宝沟文化找到源头……总之,陶寺文化形成,并非土生土长的晋南庙底沟文化类型的延续和重复,而是“文化好东西”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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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就在这个名叫“文邑”的山川盆地里,发育了礼制文明的文化中国的原型。禹称“文命”,由谁来“命”?当然是尧舜,尧舜以“文”为“命”,怪不得孔子要“祖述尧舜”了。原来“郁郁乎文哉”原有这么个“文命”传统,故孔子“宪章文武,祖述尧舜”,乃以“文命”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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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说,陶寺文化的格局是“大邑小国”,可见文化中国以“邑”为标志,非以“国”为标志。所以,“文邑”就是文化的边疆,没有边界,也无须城墙,而“国”则必须有边界和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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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文化的都邑,就在临汾盆地,并不辽阔,可它的大而化之的“文邑”有多大呢?“前铜礼器”群所涉猎的范围,就是它的文化的边疆。本来,散居各处的文化群落,分布于长江南北,大河上下,经由尧舜禹努力,在陶寺文化里形成“文邑”——礼制化的“文命”体系,而有文化中国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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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跟着文化走。文化的边疆有多大,国家就会有多大,这就是“文命”华夏。要把文化的边疆,变成广域王权国家。陶寺人开发了文化的边疆,而夏人则以文化的边疆为天下——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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