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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朝为文明本体和主体，这在王朝史观里，已然是集体无意识。或曰王朝遮蔽中国，王权代表文明，已三千年也。近世虽有新文化运动兴起，试以经济史观和文化史观取而代之，然则，无不附着于王朝立言。言经济还是不离资治，谈文化依然贵在经世，历史的经纬度，横竖还在王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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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冒出个二里头，马上就想到了夏朝的遗址——夏墟，这样的联想早已成了习惯和思维定式。在对文明和历史的认识上，连以科学方法自居的考古学，也被历史传统和民族主义牵着鼻子，进入“王朝为体，史官为用”的思想沼泽地，深陷其中而不自知，还自以为科学的起居于文明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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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二里头文化时期，恰与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吻合，它反映的就是“夷夏东西”的文化中国的大势。那个文化中国，是以龙山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各种文化形态；以治水为契机，由河流赋予文化中国以统一性。其规模与格局，岂是区区一个夏朝所能圈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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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用“满天星斗”来称呼那时的文化。然而，与其自言自语地用天体来做不着边际的形容，何如从天上下来，还原为文化的江山，回到“夷夏东西”江河合流的文化中国？与其称二里头文化为夏，何不说它是以龙山文化为主体兴起的文化中国的标志，集中反映了“夷夏东西”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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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言“夏”不言“夷”，乃王朝史观所致，因王朝姓“夏”不姓“夷”。可在文化中国里，“夷”为主力，龙山文化就来自“夷”。“戎禹”和“夷益”，“夏启”和“夷羿”，前赴后继，开辟了“夷夏东西”大格局、大趋势。其格局，自西向东，从山到海，由上而下，形成了以大河为纽带的流域文明共同体以及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中国区域。其趋势，则非止于有夏一朝，而是跨越金、石两期，贯穿夏、商、周三代，直至历史转向中原南北，以王朝中国“南北朝”取代“夷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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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9 走向统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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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中国也不是一天做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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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人的“中国梦”很大。大就是“夏”，就要形成共同体——国家。据说，“国家”是文明的最高形式，有“国家”的人都这么说。相比之下，戎人比夷人，似乎更重视“国家”，也许戎人从西边来，不光带来了西域文明的青铜和马，还带来了一个新观念，那就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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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人本就起居于河西走廊，西域应该是他们活动的另一片天地。还在仰韶文化时期，马家窑人就同西亚两河流域文明有过接触。在马家窑人的彩陶上，我们依稀可见西域文明的元素和样式。到了龙山文化时期，他们与西方文明的联系并未中止，可他们的文化则顺着河流向东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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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山到海，以山为经，以河为纬，用他们的“国家”观念，安排了一个《山海经》世界。《山海经》里的“国家”，尚处于前“国家”的原始形态。它大抵有两类，一类为古国，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还有一类是方国，是以地缘为聚落的氏族共同体。而正在形成的“国家”，则是方国大联邦，从四方走向中央，号称“中国”，被河流赋予了“国家”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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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人的文明元素，被纳入“国家”观念；夷人的文明样式，被转化为“国家”制度。于是，诞生了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夏。夏，就是“国家”，夏人，是有“国家”观念的“国人”，是“国家”制度里有身份的“国民”。而夷人却落伍了！从“国家”观念里隐退，如皋陶；在“国家”制度里让位，似伯益；后来，后羿代夏，也没有掌握“国家”，反而与“国家”疏离，搞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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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总结三代以来的历史，得出一条规律，那就是“事起于东南而收成于西北”。近之，楚汉相争便是“楚起事于东南，汉收成于西北”；远之，殷周之际，也是吴太伯“起事于东南”而周武王“收成于西北”；再远一些，则有良渚文化“起事于东南”而由二里头的中国“收成于西北”。禹的特殊性在于，他既“起事于东南”，又“收成于西北”，所以，他在传说中就成为了“东南西北”之人。可以这么说，“东南”是中国文明的发动机，而中原，也就是相对于“东南”而言的“西北”，则是中国政治的方向盘，中国政治要在这里才找得着“北”，这是由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自然形成的地理格局，任何一种文化，若要有所发展，都必须进入这两大流域之间，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原”。史前文化中，最早“逐鹿中原”的，便是当时最先进的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它们先是在江淮和黄淮之间融合成龙山文化，然后，进入中原取代原来的仰韶文化，形成中原龙山文化，正是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我们所说的“二里头的中国”。我们在这个“中国”的原型里看到，由来自良渚文化的玉琮（图示）所代表的天圆地方以及王权贯通天地人的宇宙观的制度化的礼制文明如何被装上实用主义的政治方向盘，还有良渚人顶礼膜拜的神人兽面（图示）是如何在后来兴起的“率民以事神”的殷人的青铜纹饰里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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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之王，由众王推举，乃“众王之王”，如《荷马史诗》之阿伽门农，而统一“国家”之王，则唯一。尧时，羿射九日，实已预告了统一“国家”的来临。可夷人尚未有统一“国家”的自觉，他们自居于夷，未居为夏，观念还在联邦。所以，当统一“国家”来临时，他们退和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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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退和让，就是不合作，就是要分裂。在统一的王权“国家”的视野里，无独立可言，更谈不上和平共处，唯有君临与臣服。可夷人还有“独立之精神”，于是乎“夷夏相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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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相争，致使以陶寺文化为标志以尧、舜、禹为旗号的文明共同体——“文邑”解体，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夏从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益、启之争，后羿代夏，少康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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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相仿佛者，西方亦有希腊人与特洛伊人相争。然而，《荷马史诗》称，特洛伊乃一王权国家，而希腊则是阿卡亚人联邦。不过，释读“线性文字B”发现，阿卡亚人同特洛伊人一样，都属于王权国家成员。倒是荷马本人处于城邦时代，用了城邦之眼来看那场战争，将两国交兵，看成希腊联邦同一个王权国家的战争，犹如后来希腊同盟同波斯帝国的战争。我们不管《荷马史诗》里描述的那场战争的两个国家的性质究竟如何，尤应注意的是，荷马以神话与历史交错对希波战争做了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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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荷马史诗》之阿喀琉斯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的原型，《荷马史诗》即亚历山大开创历史活动的思想源泉，而全体希腊人则带着战胜特洛伊人的传说投入希波战争。就大体而言，“夷夏相争”好似希波战争，往远处说，更像是《荷马史诗》里阿卡亚人同特洛伊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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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王之王”向“一国之君”转变，亚历山大至死未能。他将世界统一性理念赋予帝国，帝国却身死而崩，如昙花一现，留下一个希腊化的世界——还得回到城邦的历史遗产。中国正相反，从夏启自立至少康复兴，王权发生转变，国家形态从方国转向王国，从联邦转向统一的“广域王权国家”，王权形式亦由“众王之王”转向“一国之君”。正如系统论里的一个基本原理——“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一国之君”的权力，要比“众王之王”大得多。不过，此一转变，反反复复，经历了夏、商、周三代，才由周公打造了一个“以宗法制为体，分封制为用”的“普天之下”的统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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