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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20 通往帝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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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之争，导致了黄帝一系的两族共和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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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族共和解体后，则有夏、商、周并起，且以三代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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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夷夏东西文化中，夏代表“国家”观念，而夷在终于认同了“国家”之后，发明了一个与之相抗衡并取而代之的新观念，那就是“革命”。“革命”使夷向“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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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在《商文明》一书中认为，夏、商、周是同一个文化平行发展的三支，以其相替，先后于中原立国而有“三代”一说。这一点，是理解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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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亲族共和时期，其时，夏、商、周文化平行发展；一是汤武革命时期，其时，文化在改朝换代中“损益”，但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陈梦家在《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中也指出，商灭夏之前，两族平行发展，“夏之十四世，即商之十四世，而汤武革命，不过亲族间争夺而已”。夏与商、商与周争，皆以王朝革命取代亲族共和，以“弑君”替代“禅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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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导致专制，新生的王权皆以专制来确认其权力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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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中的“革命”，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由“汤”发端的“神化革命”，二是从“武”开始的“圣化革命”。“神化革命”通往“神王合一”，“圣化革命”则追求“圣王合一”。如果说夏商之际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从“共和”向“革命”的转变，那么殷周之际的政治文化，则发生了从“神化”向“圣化”的转变。王国维有见于殷周之际，而无见于夏商之际，正是夏商之际的“神化革命”，使神与王的关系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使神话中的神下凡为王转变成历史中的王上升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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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夏商之际的“神化革命”，使中国古代文明从神话时代进入历史时期，那么殷周之际的“圣化革命”，则使中国文明从古代时期进入古典时期，开启了中国文明的轴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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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三代”——夏、商、周，在时间上，可与古希腊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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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世纪，以二里头文化为标志的“夏”诞生，而古希腊则有克里特岛的“米诺斯”王国称霸于海上。公元前16世纪，从东部进入中原的夷商王国，灭了它的先行者夏，建立了商王朝。大约在同一时期，古希腊人的一支阿卡亚人，南下希腊半岛，取代米诺斯，建立迈锡尼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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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锡尼王国，在经历了英雄王国和官僚王国两个时期后，便开始衰落。特洛伊战争时，迈锡尼文明已成强弩之末。战争结果，一死，一伤，死的是特洛伊，受伤的是迈锡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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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幸存的阿卡亚人疲惫而归时，新生代已经叛逆，他们再也经受不起游牧民族骑兵来来往往的冲击。在再而衰、三而竭的垂死战斗中，他们终于被顽强的多利亚人彻底击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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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命运也是如此。当阿卡亚人发动特洛伊战争时，商王国也发动了对东夷的战争；当多利亚人入侵迈锡尼时，商王国则被周人乘虚而入；当“女子与小人”的故事，奏出迈锡尼文明衰落的序曲时，殷周之际的王朝更迭，也被归咎于“女子与小人”的贪欲。不同的是，当迈锡尼王阿伽门农死于“女子与小人”的阴谋时，同样胜利归来的商纣王，却在另一场毫无准备的战争中，以爱情做了他失败的殉礼。傅斯年说，纣能以爱而亡其国，诚哉一位戏剧上之英雄！在天下诸侯的合围中，他以大英雄之本领与命运争，终于不支，自焚而成一壮烈之死。这样的评价，已非考证古史，而是惺惺相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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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明也在经历了先王和王朝两个时期以后，在王国向着帝国的发展中，在文明的原动力“革命”精神向着“神王合一”的王权主义的转变中，在地缘政治的合力——长时期的东夷和西戎的合击中，正在崛起的帝国突然倒下。同迈锡尼文明一样，它们都没有完成王国向帝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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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21 帝佑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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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商业方面，商文明与迈锡尼文明也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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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化中，不仅有意识形态的“史官文化”，而且还有工艺形态的“百工文化”。顾准认为，中国文化与工商业也有渊源。“商”的起源，就与商先王王亥服牛乘马经商有关。地下发掘，也证明商的都城是工商业中心，是巫觋、宗教、文字的老家和“百工”聚集、丛生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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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青铜工艺而言，商文明所拥有的技术，与阿卡亚人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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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商的“百工文化”，要论其工艺水准和文明程度，我们从商代遗存的青铜文物中，即可见其一斑。但它主要还是政治文化，工艺技术永远服从于政治权威，服务于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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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祀；“戎”，是兵事。商朝的政治，主要就是这两点。“百工文化”同“史官文化”一样“突出政治”和“政治挂帅”，重点也是“祀”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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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工文化”的核心是青铜工艺。在商文明中，祭器和兵器皆为青铜所制，青铜不仅成了神权和王权的象征，而且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力。青铜里面出政权，“革命”要用青铜，巩固政权要用青铜，“率民以事神”还要用青铜。青铜产品的政治属性和信仰属性压倒了其商品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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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在《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中谈到城市起源时，借用了一个“城市革命”的概念。他指出，城市兴起有两条途径，一是技术与贸易途径，一是王朝政治途径。很显然，阿卡亚人的城邦走了一条以工商立国的“城市革命”路线，而商则把城市作为攫取权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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