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00200
司马迁总结三代以来的历史，得出一条规律，那就是“事起于东南而收成于西北”。近之，楚汉相争便是“楚起事于东南，汉收成于西北”；远之，殷周之际，也是吴太伯“起事于东南”而周武王“收成于西北”；再远一些，则有良渚文化“起事于东南”而由二里头的中国“收成于西北”。禹的特殊性在于，他既“起事于东南”，又“收成于西北”，所以，他在传说中就成为了“东南西北”之人。可以这么说，“东南”是中国文明的发动机，而中原，也就是相对于“东南”而言的“西北”，则是中国政治的方向盘，中国政治要在这里才找得着“北”，这是由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自然形成的地理格局，任何一种文化，若要有所发展，都必须进入这两大流域之间，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原”。史前文化中，最早“逐鹿中原”的，便是当时最先进的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它们先是在江淮和黄淮之间融合成龙山文化，然后，进入中原取代原来的仰韶文化，形成中原龙山文化，正是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我们所说的“二里头的中国”。我们在这个“中国”的原型里看到，由来自良渚文化的玉琮（图示）所代表的天圆地方以及王权贯通天地人的宇宙观的制度化的礼制文明如何被装上实用主义的政治方向盘，还有良渚人顶礼膜拜的神人兽面（图示）是如何在后来兴起的“率民以事神”的殷人的青铜纹饰里回光返照……
1702200201
1702200202
1702200203
1702200204
1702200205
联邦之王，由众王推举，乃“众王之王”，如《荷马史诗》之阿伽门农，而统一“国家”之王，则唯一。尧时，羿射九日，实已预告了统一“国家”的来临。可夷人尚未有统一“国家”的自觉，他们自居于夷，未居为夏，观念还在联邦。所以，当统一“国家”来临时，他们退和让。
1702200206
1702200207
然而，退和让，就是不合作，就是要分裂。在统一的王权“国家”的视野里，无独立可言，更谈不上和平共处，唯有君临与臣服。可夷人还有“独立之精神”，于是乎“夷夏相争”。
1702200208
1702200209
夷夏相争，致使以陶寺文化为标志以尧、舜、禹为旗号的文明共同体——“文邑”解体，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夏从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益、启之争，后羿代夏，少康复兴……
1702200210
1702200211
其时，相仿佛者，西方亦有希腊人与特洛伊人相争。然而，《荷马史诗》称，特洛伊乃一王权国家，而希腊则是阿卡亚人联邦。不过，释读“线性文字B”发现，阿卡亚人同特洛伊人一样，都属于王权国家成员。倒是荷马本人处于城邦时代，用了城邦之眼来看那场战争，将两国交兵，看成希腊联邦同一个王权国家的战争，犹如后来希腊同盟同波斯帝国的战争。我们不管《荷马史诗》里描述的那场战争的两个国家的性质究竟如何，尤应注意的是，荷马以神话与历史交错对希波战争做了预言。
1702200212
1702200213
我们可以说《荷马史诗》之阿喀琉斯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的原型，《荷马史诗》即亚历山大开创历史活动的思想源泉，而全体希腊人则带着战胜特洛伊人的传说投入希波战争。就大体而言，“夷夏相争”好似希波战争，往远处说，更像是《荷马史诗》里阿卡亚人同特洛伊人的战争。
1702200214
1702200215
从“众王之王”向“一国之君”转变，亚历山大至死未能。他将世界统一性理念赋予帝国，帝国却身死而崩，如昙花一现，留下一个希腊化的世界——还得回到城邦的历史遗产。中国正相反，从夏启自立至少康复兴，王权发生转变，国家形态从方国转向王国，从联邦转向统一的“广域王权国家”，王权形式亦由“众王之王”转向“一国之君”。正如系统论里的一个基本原理——“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一国之君”的权力，要比“众王之王”大得多。不过，此一转变，反反复复，经历了夏、商、周三代，才由周公打造了一个“以宗法制为体，分封制为用”的“普天之下”的统一“国家”。
1702200216
1702200217
1702200218
1702200219
1702200220
回到古典世界 [:1702197187]
1702200221
回到古典世界 20 通往帝国之路
1702200222
1702200223
夷夏之争，导致了黄帝一系的两族共和的解体。
1702200224
1702200225
两族共和解体后，则有夏、商、周并起，且以三代相继。
1702200226
1702200227
在夷夏东西文化中，夏代表“国家”观念，而夷在终于认同了“国家”之后，发明了一个与之相抗衡并取而代之的新观念，那就是“革命”。“革命”使夷向“商”转变。
1702200228
1702200229
张光直在《商文明》一书中认为，夏、商、周是同一个文化平行发展的三支，以其相替，先后于中原立国而有“三代”一说。这一点，是理解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关键。
1702200230
1702200231
三代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亲族共和时期，其时，夏、商、周文化平行发展；一是汤武革命时期，其时，文化在改朝换代中“损益”，但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陈梦家在《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中也指出，商灭夏之前，两族平行发展，“夏之十四世，即商之十四世，而汤武革命，不过亲族间争夺而已”。夏与商、商与周争，皆以王朝革命取代亲族共和，以“弑君”替代“禅让”。
1702200232
1702200233
“革命”导致专制，新生的王权皆以专制来确认其权力的合法性。
1702200234
1702200235
中国上古史中的“革命”，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由“汤”发端的“神化革命”，二是从“武”开始的“圣化革命”。“神化革命”通往“神王合一”，“圣化革命”则追求“圣王合一”。如果说夏商之际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从“共和”向“革命”的转变，那么殷周之际的政治文化，则发生了从“神化”向“圣化”的转变。王国维有见于殷周之际，而无见于夏商之际，正是夏商之际的“神化革命”，使神与王的关系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使神话中的神下凡为王转变成历史中的王上升为神。
1702200236
1702200237
如果说夏商之际的“神化革命”，使中国古代文明从神话时代进入历史时期，那么殷周之际的“圣化革命”，则使中国文明从古代时期进入古典时期，开启了中国文明的轴心期。
1702200238
1702200239
中国上古“三代”——夏、商、周，在时间上，可与古希腊并驾齐驱。
1702200240
1702200241
公元前21世纪，以二里头文化为标志的“夏”诞生，而古希腊则有克里特岛的“米诺斯”王国称霸于海上。公元前16世纪，从东部进入中原的夷商王国，灭了它的先行者夏，建立了商王朝。大约在同一时期，古希腊人的一支阿卡亚人，南下希腊半岛，取代米诺斯，建立迈锡尼王国。
1702200242
1702200243
迈锡尼王国，在经历了英雄王国和官僚王国两个时期后，便开始衰落。特洛伊战争时，迈锡尼文明已成强弩之末。战争结果，一死，一伤，死的是特洛伊，受伤的是迈锡尼。
1702200244
1702200245
当幸存的阿卡亚人疲惫而归时，新生代已经叛逆，他们再也经受不起游牧民族骑兵来来往往的冲击。在再而衰、三而竭的垂死战斗中，他们终于被顽强的多利亚人彻底击倒在地。
1702200246
1702200247
商的命运也是如此。当阿卡亚人发动特洛伊战争时，商王国也发动了对东夷的战争；当多利亚人入侵迈锡尼时，商王国则被周人乘虚而入；当“女子与小人”的故事，奏出迈锡尼文明衰落的序曲时，殷周之际的王朝更迭，也被归咎于“女子与小人”的贪欲。不同的是，当迈锡尼王阿伽门农死于“女子与小人”的阴谋时，同样胜利归来的商纣王，却在另一场毫无准备的战争中，以爱情做了他失败的殉礼。傅斯年说，纣能以爱而亡其国，诚哉一位戏剧上之英雄！在天下诸侯的合围中，他以大英雄之本领与命运争，终于不支，自焚而成一壮烈之死。这样的评价，已非考证古史，而是惺惺相惜了。
1702200248
1702200249
商文明也在经历了先王和王朝两个时期以后，在王国向着帝国的发展中，在文明的原动力“革命”精神向着“神王合一”的王权主义的转变中，在地缘政治的合力——长时期的东夷和西戎的合击中，正在崛起的帝国突然倒下。同迈锡尼文明一样，它们都没有完成王国向帝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