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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那个产生了《孙子兵法》和大运河的吴国，秦汉时那个“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江东以及以盐铁富甲天下而有七国之乱的吴国，难道它们都不是“独立的大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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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问题，也不是到了东汉以后才有的。春秋时，就有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说法。这说法，出自《公羊传·僖公四年》。那时的“南夷”，大概指楚国，孔子在《春秋》里，就说“荆”后来改称为“楚”，动辄来侵。春秋时期，一百五十余国，《春秋》里有名的仅七十国，而言楚最多，竟有一百四十三次。除了中原那些老牌封建国家，如齐、晋、郑、卫等，楚无疑最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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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以封建，解决了“东西”问题，又引发了“南北”问题。南国，如楚、吴、越，仍持方国立场，没进入周人的家天下格局。也许周朝曾给了它们封建的名义，可它们却拒绝了被封建化。以方国对抗王朝，楚最有代表性。周人封建，荆夷不服，助武庚起兵，兵败，荆人遁入楚地，立国为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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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周公东征后，又有昭王南征。东征，还是解决商的遗留问题；而南征，则要全面解决方国问题。而方国问题中最大的问题，便是楚国问题。许多方国，如虎方、扬越、淮夷等，都加盟楚国。楚已形成了一个大联邦，与周初封建的家天下对抗。楚人在江汉流域，狙击了周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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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出土西周铜器共一百零三件。其中有“史墙盘”一件，作器人“墙”，为周史官，盘中铭文，记载了昭王伐楚。铭曰：“弘鲁昭王，广批荆楚，唯狩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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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安州六器，乃北宋时，在安陆（今湖北孝感）出土的一组铭器。作器人“中”，曾随昭王南下，“奋伐荆楚”，亦铸器，铭记南征一事。“中”方鼎，记载昭王十六年伐楚，王命“中”先行；“中”方甗，记载了“中”的南行路线；另一件“中”方鼎，铭记王师“俘金”归，赐“中”采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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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和“中”作的铭器，都铭记了昭王十六年的南征。那一次，王师浩荡，渡汉水，过长江，抢占了铜绿山矿，俘金无数，胜利而归。谁知刚一回朝，钟鼓才鸣，欢庆未罢，江南虎方、扬越又反了。须知，周公东征，踏踏实实打了三年。昭王南征，哪能马到成功，一蹴而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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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王十九年，再起王师，驱车南下，直取江汉。周初封建的“汉阳诸姬”国，踊跃参战，为王师先导。孰料，前次凯旋，此次不归。有关昭王丧师之战，参战各方，皆无语。周人无语，或为尊者讳；楚人无语，以示王师不归与其无关。我们不妨来揣摩一下当时的战局。楚人用兵，或如孙子所言“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放开大路，任王师长驱，待其归时，一路游击，最后，以水战决战于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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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水战，虽然没有正规的战船，没有正式的水军。但水战却已发生，这是不争的事实。否则，昭王六师难道会自动沉入水底？或曰，土人用了胶粘的船来迎送王师。船行江中，胶已化开，船漏而沉，王师溺于江底。说来近乎逸事，聊为谈资。须知，周有“舟礼”，《尔雅·释水》就有：“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造舟”，乃多船并列；“维舟”，以四船并列；“方舟”，为两船并列；“特舟”，指单船；“泭”，指筏子。周人礼制森严，土人怎能沾边？再说，周武王时，已有人专门管理舟楫，负责渡水济河，运送兵员。据《史纪·齐太公世家》载，孟津誓师，抢渡黄河时，太公命“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这位“苍兕”，即为“舟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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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王师不归，必水战所为。初级阶段水战，或如梁山泊好汉“浪里白条”，以水性泅之船底，凿船而沉之。赳赳武夫，王之爪牙，居然死于非命，自然无话可说。楚人胜之不武，也不好意思说。然其意义却深远，犹如后世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皆以一战定南北，渐以战船与战车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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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31 国风时代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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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周到春秋，五百多年间，周人“诗意地栖居”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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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听自我民听。”“采诗”，就是“自我民听”。王在诗里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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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史诗，以荷马个人命名，而中国《诗》，则为国风；一为独吟，一是百人、千人大合唱，合唱着风、雅、颂——华夏之精神。司马迁说，古诗三千余篇，皆弦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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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多首诗，在黄河、长江之间大合唱，这是何等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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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者，“讽”也，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美刺也。赋诗至春秋，使动荡的政治，化作诗的风雅。一诗泯恩仇，一诗起干戈，春秋人吟诗成风。诗随风而扬，“讽”之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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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志的诗，风化的诗，从内心咏出而普世——“讽”成了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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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十五国风。十五国之地域，都在黄河、长江之间。大致囊括了当时的中国，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当时歌诗有“徒歌”“弦歌”之分，“徒歌”想必就是清唱，而弦歌则必有乐曲伴奏。十五国风，均以各国乐曲伴奏，可见这场弦诗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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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十五国风，第一“风”，就是“周南”“召南”。或曰“南”为钟镈类乐器，演变而为乐曲之名，故称“南音”。后来“音”失传了，“南”留着，就称之为“南”。另有一说，就是周、召二公之风。自北而南，由岐周而迄于江汉，是为南国之南，“南土”“南邦”之谓。关于周、召二公，究竟何所指？有人说，是指周初开国的周公旦、召公奭；也有人说，是指后来“共和”的周公和召公。这两种说法，在时间上，差了好几百年；在空间上，对“南”的理解，也就大相径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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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在周初来理解，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武王当年一大举措，即将岐周故地，以陕——河南陕县为界，分而治之。周公居东都洛阳，向东南发展，称作“周南”；召公居西都镐京，向西南发展，称作“召南”。南下，是周的发展战略，周人采诗亦随之南下。周地，东南有楚，西南为巴、蜀，故“周南”为楚风，而“召南”则为巴、蜀之风。而傅斯年却说，南国者，自河之南至于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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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未分东南、西南，直指江汉。他指出，周朝在那里建了好多国。周邦之内曰周南；周畿之外，诸侯统于方伯者曰召南。他认为，南国称召，盖因召伯虎，史称召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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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伯虎曾为厉王臣，厉王弭谤，他向厉王进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他这样说，当然不是要主张言论自由，以自由为立国之本。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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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他，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都没有人这样想过。可他却在两千八百多年前，将压迫言论自由的危害性指出来了。虽然还是在为王权着想，但他能为此言，想必已有了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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