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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31 国风时代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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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周到春秋，五百多年间，周人“诗意地栖居”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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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听自我民听。”“采诗”，就是“自我民听”。王在诗里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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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史诗，以荷马个人命名，而中国《诗》，则为国风；一为独吟，一是百人、千人大合唱，合唱着风、雅、颂——华夏之精神。司马迁说，古诗三千余篇，皆弦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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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多首诗，在黄河、长江之间大合唱，这是何等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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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者，“讽”也，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美刺也。赋诗至春秋，使动荡的政治，化作诗的风雅。一诗泯恩仇，一诗起干戈，春秋人吟诗成风。诗随风而扬，“讽”之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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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志的诗，风化的诗，从内心咏出而普世——“讽”成了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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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十五国风。十五国之地域，都在黄河、长江之间。大致囊括了当时的中国，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当时歌诗有“徒歌”“弦歌”之分，“徒歌”想必就是清唱，而弦歌则必有乐曲伴奏。十五国风，均以各国乐曲伴奏，可见这场弦诗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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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十五国风，第一“风”，就是“周南”“召南”。或曰“南”为钟镈类乐器，演变而为乐曲之名，故称“南音”。后来“音”失传了，“南”留着，就称之为“南”。另有一说，就是周、召二公之风。自北而南，由岐周而迄于江汉，是为南国之南，“南土”“南邦”之谓。关于周、召二公，究竟何所指？有人说，是指周初开国的周公旦、召公奭；也有人说，是指后来“共和”的周公和召公。这两种说法，在时间上，差了好几百年；在空间上，对“南”的理解，也就大相径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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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在周初来理解，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武王当年一大举措，即将岐周故地，以陕——河南陕县为界，分而治之。周公居东都洛阳，向东南发展，称作“周南”；召公居西都镐京，向西南发展，称作“召南”。南下，是周的发展战略，周人采诗亦随之南下。周地，东南有楚，西南为巴、蜀，故“周南”为楚风，而“召南”则为巴、蜀之风。而傅斯年却说，南国者，自河之南至于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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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未分东南、西南，直指江汉。他指出，周朝在那里建了好多国。周邦之内曰周南；周畿之外，诸侯统于方伯者曰召南。他认为，南国称召，盖因召伯虎，史称召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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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伯虎曾为厉王臣，厉王弭谤，他向厉王进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他这样说，当然不是要主张言论自由，以自由为立国之本。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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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他，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都没有人这样想过。可他却在两千八百多年前，将压迫言论自由的危害性指出来了。虽然还是在为王权着想，但他能为此言，想必已有了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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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王不听，用特务监控言论。于是，国人暴动了。厉王逃走，太子靖藏在召公家。国人要他交人，他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了。期间，他与周定公“共和行政”，使政权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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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有周一朝，除了文、武二王，还出了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是周初创制的周公旦，而另一位就是“共和行政”的召伯虎。周公执政，尚有“三监之乱”；而召伯虎却以“共和行政”，克服了有周以来最为深刻的政治危机。此次“共和”，乃无君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国策，并非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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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王死，召公结束“共和行政”，拥立太子靖，并以诗人的激情，推动南征，“日辟国百里”。这一时期，号称“宣王中兴”。他还是《诗经》时代，中国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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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诗《江汉》，出自“大雅”。写他远征淮夷，来到江汉流域，取得了胜利。宣王要他继续远征，到南海边去，说他像先祖召公奭，赐他礼器、美酒、土地。他谢恩。诗里，有四次出现他的名字，两次称“召虎”，两次称“虎”。这表明，诗的作者就是他本人。《毛诗序》说“《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这显然是误会了。朱熹在《诗集传》中，早就指出该诗同古器物铭“语正相类”。而郭沫若的《青铜时代》说，该诗与存世《召伯虎簋铭》之一，所记乃同时事。《簋铭》之“对扬朕宗君其休，用作列祖召公尝簋”，与诗之“对扬王休，作召公考”文例正同。很可能该诗为簋铭，而作者就是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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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公诗，有两大景观：一是自然景观“江汉水”，另一则是人文景观“武夫”。水之美与武夫之威，表现了召公南化风味。其风化所及，在江汉流域，而风化之行，以武夫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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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32 诗性属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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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之诗，开篇就是“关关雎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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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以“关关”之鸟鸣起兴，很提神，是春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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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鸣春的鸟儿，倘佯于芳草萋萋、河水依依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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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忍不住要问：那雎鸠，究竟是什么鸟儿？雎和鸠，是两种鸟，这本来一目了然。可两千多年来，人们却习惯于将它们作一种鸟解。作一种鸟解时，难免有偏执。偏于“雎”，则以为是鸷鸟，或为鹗。《毛诗传》曰：“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引郭璞《尔雅注·释鸟》：“雕类，今江东呼之为鹗，好在江渚山边食鱼。”而偏于“鸠”者，则强调雎鸠只能是鸠类，不可能为雎类，动物学里鸟的分类只有鸠鸽科。因此，诗里的雎鸠，很可能就是斑鸠什么的。或曰，鸠为大雁、苇莺以及白腹秧鸡等……昔解偏于雎，落脚于王者；今解偏于鸠，趋于回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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