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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人事神，当然要有信仰。信仰是绝对的，可以不讲道理，讲多了道理，反而产生怀疑。周人崇圣，圣代表理想，理想当然要讲道理，道理讲多了，越讲越深，理性就会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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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尊神讲到民本，拿信仰当作道理讲，周人就这样消解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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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成了文化的标准，这是上古史中的一次文化转型，王国维称之为“革命”。其意义，当然不仅仅在王权易姓，还在于理性超越了信仰而引领文明。当世界史的文明分期还处在神话时期，而周人却被《周易》带到了历史的领域。信仰，要以神为前提，而讲道理，则以历史为依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是硬道理。一部《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一卦、每一爻，都来自历史，化作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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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穿透神话思维，没有奔向形而上学的天空，而是在历史中成长。若它没被历史化，而是进入了形而上学，它是否能像古希腊的哲学一样，也孕育出一次伟大的信仰呢？最深刻的信仰，都在哲学中萌芽。柏拉图的理念就是诞生神的哲学之床，而从历史的产道里分娩的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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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在历史的领域，非趋于信仰，乃追求理想。当圣人理想以国家形态出现，一个伟大的理想国——中国就诞生了。周公的理想国，还天于民，将民本主义引入了天命。同时，他还有“民主”思想。所谓“民主”,乃民与王合一，“主”就是王，就是“民”的代表——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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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易》是革命圣典，《书》乃“民主”代天立言，而《诗》则是“求民主”和“作新民”的文化宣言，还有《礼》，那是立国之根。因此，周公的理想国，是观念上的民本主义、制度化的礼治主义和作为国家战略的封建主义的结合，欲以此“三大主义”，使家天下都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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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嫡庶齐家，立长子治国，以封建而平天下，此乃周国策。小宗供大宗，卿大夫拱卫国君，诸侯藩屏周王，以血缘枢纽地缘，地缘扩张血缘，二者互动，形成周的家国和天下。对于异姓国，非宗法能一统者，即以婚姻通之。故天下之国，非兄弟，即甥舅，所谓一统之策，即在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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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灭商后，既要向天下人有交代，也要向自家人有交代。由前者，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尧之后于蓟，舜之后于陈，禹之后于杞，纣之子武庚于殷；由后者，而封师尚父于齐，周公于鲁，召公奭于燕，叔鲜于管，叔度于蔡。荀子说，周初分封了七十一国，其中姬姓五十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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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周公摄政，兄弟相争，武庚遂叛，殷民复起。不得已，周公东征，平兄弟之乱，灭武庚，分殷民，复位封国。此次分封以后，以东方齐、鲁，北方晋、燕，中原卫国最为重要。为安定殷遗民，周公又封殷王族之贤者微子启于宋，以示周人无意灭殷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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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殷民，周公不再立国监管他们，而是分民以治，分而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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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让殷人建国，由殷人自治，实则釜底抽薪，将欲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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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命无常的压力下，周人经营着他们的理想国——中国，把政权放在民本上，以“保民”代替“事神”，为此建立了常规军。为了防止文王“翦商”在周的“家天下”里重演，他们规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还以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变更了原来的方国体系。其结果，形成家天下。家天下还有另一面，便是以天下为一家，此为周人之理想，也是他们的战略。商之天下非家天下，乃方国林立的世界，而周人则以封建，将方国世界纳入家天下。历史上，还没有人像周人那样，将远大理想化为实际战略，而且富于成果。周人务实，他们的理想，必有相应的战略配合，而战略，则以常备军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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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那时的多利亚人。当周人大规模使用马拉战车时，多利亚人已娴熟地运用骑兵；当周人继承了商的青铜文明时，多利亚人早已成了铁器时代的主人。骑兵和铁器这两项技术在中国的广泛运用，大约是在“争城以战，杀人盈野”的战国时期，比多利亚人晚了好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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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文化和政治策略方面，周人要明显高于同时期的多利亚人。多利亚人的军国主义的技术优势，不仅没有带来物质文明的繁荣，反而造成绵延数世纪的“黑暗时代”。周人的优势，显然在文化方面，即以“天命”为核心的民本政治建设和以“算命”为导向的政治化的术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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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30 从东西到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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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在盘庚迁殷以前居奄地，那奄地，就在今之山东曲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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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殷以前，商人不停地迁徙，在奄地与殷地之间，迁来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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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搞定了殷地，自然不会放过奄地。奄地，是殷商的根据地。周初封建，就把殷商老家奄地，做了周公的封地，还把就近的“商以前故国”营丘，做了姜太公的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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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战略重心东移，进入伊洛盆地，打造东都，在夷夏东西中以夏自居，且以齐、鲁诸国，控制殷民殷地。此一封建格局，正如钱穆《国史大纲》所言，周人开国形势，向东北、东南，张开了两臂，抱殷商于肘腋间。此为西周立国之大格局，周公的封建大业即于此格局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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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可谓“出奇”；而周公东征，以继续革命，则唯有“用正”。《尚书·大传》说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倾全国之力，加以战车无敌，还是打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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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乱”之后，周公欲先伐奄国，奄为商的旧都。辛公甲提出：“不如服众小以劫大。”遂改攻淮、泗九夷，各个击破，然后，践奄地。奄国势孤，周公践之，将殷商连根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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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东征，先“救乱”——平了三监及武庚之乱，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废霍叔，次灭九夷等五十余国，方“践奄”。可见商在东方的实力，亦可知以封建取代方国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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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以为，中国上古历史最要紧的是“东西”。自东汉末以来，中国历史常分南北，或因政治分裂，或由异族统治。但此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以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上，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对峙而不是南北对峙。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此为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以此为据，我们以为，周公东征，用封建制解决了“夷夏东西”问题，加上从吴太伯早已开始的“化行南国”路线，历史之轴遂因之而转，从“东西”转向“东南——西北”了。对此，司马迁做了一个总结，《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还说，三代秦汉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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