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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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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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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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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诗，可以跟老子的《道德经》相比，不在屈原的《离骚》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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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兵家，能以诗写兵法者，可谓绝无仅有，唯我中国孙子也！后世注《孙子》者，亦唯有诗人能得其诗意。曹操大诗人也，因其诗不可及，故其注《孙子》也人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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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季子长叹，到孙子一斩，吴以美的理念，缔造锦绣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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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阖闾接受了孙子的斩杀，以美的兵法立国，打出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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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杀是一种节制，对美的节制。宁可让美在形而上中峭立，也不允许美在下水道里泛滥。泛滥的美啊，是祸水！王者要峭立，岂能随意？而吴王夫差啊，却将那一杀随手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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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那一杀，是兵法的根，没有那一杀，吴王放走了亡国的勾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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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周到春秋，约五百余年。期间，统一解体，中原小国林立，江南方国又起，开了新天地。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其实，那是他身处的战国时代的情形。春秋霸业，尊王攘夷。春秋君子，以义相持，以诗相感，以礼相交，以盟相救。世风纯美，战风尚古，天子尚存，犹有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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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百五十余国，你来我往，打了两百多年仗。靠战争发家的新生代，已厌倦了国际仲裁的礼制局面。战争开拓了他们的眼界，培养了他们的野心，他们变得更加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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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下移和普及，而战国时期的文化，则是诸侯耕战文化的崛起与扩张；春秋诸子争鸣和诸侯争霸，仍带有礼乐文化的封建气质，而战国诸子争鸣和诸侯争霸，则带有耕战文化的军国作风。它们不仅欲望迥异，而且理想不同，正所谓“同床异梦”。进入战国时代，在黄河流域，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标志；在长江流域，则以吴、越之战为标志，大国之间，为灭国而战，这在春秋还是第一次。公元前510年始，吴、越之战打了三十余年，最后越国灭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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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几十辆战车会战，已是一场像模像样的战争。可到了战国时期，这样的战争规模，就变成了小菜一碟，动辄数十万大军厮杀。而且战争规则，既不讲礼仪，也无礼义可言。齐桓公“兴灭继绝”，晋文公“退避三舍”，这样经典的贵族式战风，早已经成为历史了。更有宋襄公与楚人战，恪守战争礼仪，以至于兵败而死。这样一位令人起敬的春秋人物，却成了战国人的笑柄。战争，没有文化，就用兵法，兵不厌诈，唯有杀！兵法取代了周礼，而用计——“兵不厌诈”成了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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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是个兵法时代，中国几大兵法都在这一时期出现。齐国是产生兵法的大国，《孙膑兵法》《司马法》《太公法》都出自齐国。其次是魏国，有《吴子兵法》《李悝兵法》《尉缭子》等。楚国和赵国也有兵法，越国还有《范蠡兵法》。然而，只有吴国的《孙子兵法》，才代表了“不学诗，无以言”的春秋时代。将美的理念之光聚集起来，春秋诗意栖居于兵法，孙子诗性经纬兵法。后世书生谈兵，那种“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的“登临意”，分明有一种天下情怀，为“谈兵”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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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36 民主政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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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想史上，子产可谓孔子先驱，年龄也可称孔子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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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郑国，是新政发动机。孔子谈仁政，就以子产新政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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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理想，首先，是成为周公那样的人，辅明王而行王道。其次，则如管仲之遇桓公，能以霸业渐进，而期于行王道。可切合实际的，是像子产那样治理一个千乘之国。当时郑之于鲁，子产之于孔子，皆可谓样板。因为鲁国地位与郑国相似，而孔子的地位也与子产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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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六年，子产铸刑书。晋国叔向批评道：为防民争，先王想方设法，尚且防不胜防，而你却要立刑书。有刑书作依据，民知争端，礼就没有用，郑国就要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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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叔向的批评，子产回答：“吾以救世也！”他非不懂礼，而是对礼看法有异。叔向在晋国执政，晋乃法家发源地，故其说礼，与法相似，而与子产所谓“天经地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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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天经地义”，与道相似，都是“一以贯之”。只是，孔子以“王”贯之，而子产以“民之行也”贯之。因此，子产以礼立国，就是立于民；以法救世，就是“民之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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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执政头一年，国人对他不理解，恨得咬牙切齿：计算我家财产来收费，丈量我家土地来收税，有谁来杀死他？我也要参与！三年以后，国人都改了口，说：我有子弟，子产来替我教诲；我有土地，子产来教我开垦；子产如果死了，还有谁能继承他呢？可人总是要死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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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对他评头论足。有人要毁了乡校。子产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让大家言论自由吧！“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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