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01050
1702201051
子产选择了另一条路，作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民主尝试”。
1702201052
1702201053
子产所处的年代，约与古希腊的僭主庇西特拉图同时，略早于克里斯提尼。他铸刑书二十六年以后，克里斯提尼才发动政变，从庇西特拉图的儿子手里夺取了政权。与同一时期的雅典的民主改革相比，子产新政，虽不及梭伦，也难与克里斯提尼并论，但称之为“一次民主尝试”，还算如其分。
1702201054
1702201055
据说，依山傍海，如雅典，是民主诞生的地理条件。可郑国一马平川，滨于大河两岸，处于晋、楚争霸的夹剪之间，为“南夷与北狄交”的焦点。民主之婴，在此“寤”生……
1702201056
1702201057
雅典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不仅拥有纯粹的立法者梭伦，还有真正的革命者克里斯提尼。作为革命者，他以革命扬弃革命；作为独裁者，他以独裁反对独裁。为了民主而放逐了革命，为了合法性而放逐了独裁者的野心。这与三代以革命“顺天应人”不同，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差异也许在此。
1702201058
1702201059
君主制是王朝政治，更替以革命行之；民主制是议会政治，通过选举而使政府具有合法性。革命产生“人民信托”的政权，而选举则产生“公民契约”的政府；“人民信托”是国家正义的基础，而“公民契约”则是民主制合法性的根源。“革命性”与“合法性”，在东西方文明里遗传。
1702201060
1702201061
1702201062
1702201063
1702201065
回到古典世界 37 法治作法自毙
1702201066
1702201067
子产在中国的“合法性”试验，要面对两条战线。
1702201068
1702201069
除了“安大”“安众”，还要被“两然”“两可”拷问。
1702201070
1702201071
与子产同时，有一位辩者，名叫邓析，也是郑国人。此人行径，颇类古希腊智者，用“两然”“两可”法教民争讼，民从之“学讼者不可胜数”，开了中国名辩之学的源头。
1702201072
1702201073
“两然”“两可”呢？犹如辩论中的正方和反方，要从正反两方面都说出道理来，即正亦然，反之亦然，正亦可，反之亦可。《吕氏春秋》里有这样一个“两可”的故事：
1702201074
1702201075
新郑境内的洧水，有一年发了大水。有人渡河时，落入洧水淹死，尸体被人打捞上来，就开始做交易。捞者以为奇货可居，死者家人着急。死者家人请教邓析，邓析说：一文钱赎金也别多出。放心吧，对方只能把这具尸体卖给你，除了你，没有人会要这具尸体，还怕他不卖给你？尸体不能长期存放，只要你拖着，自然会降价！死者家人一听，觉得言之有理，就耐心等着，不着急了。
1702201076
1702201077
捞者也来了，找邓析出主意，邓析说：一文钱赎金也别降低。理由是，对方除了在你这里能买到那具尸体，在别处买不到。那人一听，也不急。这样一来，他既代表了正方，又自命为反方，既操纵了买家，也控制了卖家。结果呢，买卖没有做成，可他却吃了买家吃卖家……
1702201078
1702201079
《吕氏春秋》说：（邓析）“与民之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这就相当于收取律师诉讼费了。自由职业的律师出现，应该说是法治的产物。这本来是子产新政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可这成果却跑出来专门反对他。民主政治，似乎天然培养对立面。民主不民主，说到底，就看对反对派的容忍程度。面子上容忍，那叫民主作风；骨子里容忍，方为民主制度。或如“不毁乡校”，子产给了民主的面子；可民主的骨子未立，邓析难逃一死。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专门跟子产为难。子产能“安大”“安众”，却安定不了“两然”“两可”。
1702201080
1702201081
对此，有人以现代律师方式视之。当他以“两然”“两可”来对付国法时，便以为他是个民主斗士，实乃误会。律师可以代表原告，也可以代表被告，“两然”“两可”仅此而已，但决不能以此来解释法律。法律不合理，可以拟议，但法的精神要肃立。邓析造竹刑，“数难子产之法”。也许他的竹刑，在法理上更为精致，在量刑上更加合理，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是对法的精神的叛逆。
1702201082
1702201083
或曰子产不胜其辩，故“执而戮之”，战国诸子已有此说。然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邓析考》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事在《左传》定公九年，子产死了已有二十一年。
1702201084
1702201085
可见面子靠不住。给面子的人死了，不给面子的人来了；给面子的人“两然”“两可”，不给面子的人要“定于一”。当法治的“两然”“两可”被统一时，邓析也就死到临头了。
1702201086
1702201087
邓析的思想和人格，具有辩者和治者两面。作为辩者，他用“两然”“两可”法揭露了子产刑书的矛盾，击中了这次“民主尝试”的要害。本来，刑书的“两然”性，使刑法含有了民主因素，诸如平等性和公开性等，而邓析的攻击，恰恰就对着这一点。当叔向批评子产“乱世”时，邓析已在拨“乱”反正了。可他拨“乱”反正，却以犯上作“乱”的方式进行。所以，当驷歂废了子产刑书，改用其竹刑时，那点“两然”的民主因素消失了，而他本人，也就被绳之以法。何谓“作法自毙”？这就是。
1702201088
1702201089
汉代刘向说，对于邓析，当“用其道不弃其人”。但这行不通。因为，正是刑书“两然”，使其言论自由有了那么一点合法性。一旦“两然”消失，他也就该死了。刑与人岂能“两可”？用其刑必弃其人！不是驷歂要杀他，是其竹刑要杀他。明代王世贞《邓子序》说“孰谓驷歂失刑哉”！
1702201090
1702201091
邓析之死，乃治者邓析，杀了辩者邓析，是以辩者的头颅，祭了治者的刑法。治者邓析，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个专制主义者。子产死后，邓析还活着，新政传入各国，而实质已变。晋铸刑鼎，孔子斥之，态度与当年叔向相似。同样是刑书，为什么对子产就称赞，于晋则斥责呢？是两种刑书不同，还是前后孔子有异？子产两大遗产，一是刑书，一是乡校，刑书废矣，乡校兴焉。
1702201092
1702201093
乡校传于鲁，而有儒学兴焉。孔子以后，儒分为七，百家之学遂开矣。
1702201094
1702201095
乡学由鲁而魏、而齐，而有西河与稷下，诸子不治而议论，百家争鸣矣。
1702201096
1702201097
1702201098
1702201099
[
上一页 ]
[ :1.7022010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