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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然”“两可”呢？犹如辩论中的正方和反方，要从正反两方面都说出道理来，即正亦然，反之亦然，正亦可，反之亦可。《吕氏春秋》里有这样一个“两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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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境内的洧水，有一年发了大水。有人渡河时，落入洧水淹死，尸体被人打捞上来，就开始做交易。捞者以为奇货可居，死者家人着急。死者家人请教邓析，邓析说：一文钱赎金也别多出。放心吧，对方只能把这具尸体卖给你，除了你，没有人会要这具尸体，还怕他不卖给你？尸体不能长期存放，只要你拖着，自然会降价！死者家人一听，觉得言之有理，就耐心等着，不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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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者也来了，找邓析出主意，邓析说：一文钱赎金也别降低。理由是，对方除了在你这里能买到那具尸体，在别处买不到。那人一听，也不急。这样一来，他既代表了正方，又自命为反方，既操纵了买家，也控制了卖家。结果呢，买卖没有做成，可他却吃了买家吃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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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说：（邓析）“与民之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这就相当于收取律师诉讼费了。自由职业的律师出现，应该说是法治的产物。这本来是子产新政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可这成果却跑出来专门反对他。民主政治，似乎天然培养对立面。民主不民主，说到底，就看对反对派的容忍程度。面子上容忍，那叫民主作风；骨子里容忍，方为民主制度。或如“不毁乡校”，子产给了民主的面子；可民主的骨子未立，邓析难逃一死。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专门跟子产为难。子产能“安大”“安众”，却安定不了“两然”“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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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有人以现代律师方式视之。当他以“两然”“两可”来对付国法时，便以为他是个民主斗士，实乃误会。律师可以代表原告，也可以代表被告，“两然”“两可”仅此而已，但决不能以此来解释法律。法律不合理，可以拟议，但法的精神要肃立。邓析造竹刑，“数难子产之法”。也许他的竹刑，在法理上更为精致，在量刑上更加合理，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是对法的精神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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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子产不胜其辩，故“执而戮之”，战国诸子已有此说。然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邓析考》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事在《左传》定公九年，子产死了已有二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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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面子靠不住。给面子的人死了，不给面子的人来了；给面子的人“两然”“两可”，不给面子的人要“定于一”。当法治的“两然”“两可”被统一时，邓析也就死到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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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析的思想和人格，具有辩者和治者两面。作为辩者，他用“两然”“两可”法揭露了子产刑书的矛盾，击中了这次“民主尝试”的要害。本来，刑书的“两然”性，使刑法含有了民主因素，诸如平等性和公开性等，而邓析的攻击，恰恰就对着这一点。当叔向批评子产“乱世”时，邓析已在拨“乱”反正了。可他拨“乱”反正，却以犯上作“乱”的方式进行。所以，当驷歂废了子产刑书，改用其竹刑时，那点“两然”的民主因素消失了，而他本人，也就被绳之以法。何谓“作法自毙”？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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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刘向说，对于邓析，当“用其道不弃其人”。但这行不通。因为，正是刑书“两然”，使其言论自由有了那么一点合法性。一旦“两然”消失，他也就该死了。刑与人岂能“两可”？用其刑必弃其人！不是驷歂要杀他，是其竹刑要杀他。明代王世贞《邓子序》说“孰谓驷歂失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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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析之死，乃治者邓析，杀了辩者邓析，是以辩者的头颅，祭了治者的刑法。治者邓析，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个专制主义者。子产死后，邓析还活着，新政传入各国，而实质已变。晋铸刑鼎，孔子斥之，态度与当年叔向相似。同样是刑书，为什么对子产就称赞，于晋则斥责呢？是两种刑书不同，还是前后孔子有异？子产两大遗产，一是刑书，一是乡校，刑书废矣，乡校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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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校传于鲁，而有儒学兴焉。孔子以后，儒分为七，百家之学遂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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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学由鲁而魏、而齐，而有西河与稷下，诸子不治而议论，百家争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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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38 历史观的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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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古典时期，东西方文明就开始了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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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大约在公元前800-200年，此前为古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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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到古典，文明在转型，在飞跃。这一时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人类的历史意识，觉醒于古典时期，然其根柢，要从荷马与周公谈起。荷马有史诗，希腊方式——城邦制就在“史诗”里诞生；周公有诗史，中国方式——封建制在“祭祖歌”的赞礼——“诗史”中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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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民族精神在“英雄的故事”里奠基，而荷马就是古希腊民族的集体记忆的代表。而“诗史”不同，它是王朝记忆，家族谱系，以“祭祖歌”的形式，使宗庙祭仪上升为宫廷礼仪。史诗和诗史，或与神话交错，或为祭祖乐诗，皆非严格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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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的自觉，从客观上来说，应该从对历史的纪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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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是以人为尺度来测量时间。神话无时间，是因为神无生死；历史有时间，当然是因为人有生死。历史的主体是人不是神，所以，生与死，对于历史有着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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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东西方同时醒来。照亮西方的是逻各斯，而照亮东方的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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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以王纪年，为王纪事，代王立言，那天地人之王，就是孔子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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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是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自觉。中国历史纪年始于西周“共和”，然而“共和”伊始就是“共和者”的终结。从“共和”中自觉的历史意识，如火花一闪，照亮了纪年。“共和纪年”虽然开了头，但它还是自发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西周“共和”，是面对暴君和暴民而做的一个临时性的政治路线选择，而非制度性选择。其历史自觉，萌芽于要对列祖列宗有所交代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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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纪年”，就其肇始者召公、周公而言，乃是对与自身密切相关的非常性事件——“共和”的记录和确认。他们以此告诫后来人，他们共同执政，既非“革命”，亦非“僭取”，而是以“共和”等待新的天命莅临。必须确认，“共和”的周、召二公，并非西周初年的周公、召公。周、召二公，“忧”心忡忡，以“忧”纪年，不经意间便决定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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