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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神——祖宗之灵的统一性，在古今之变的历史观的宗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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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孔子以仁学改造了周礼，他还将神话解释为历史。例如，神话中，黄帝“四面”以观四方，孔子释为黄帝命四人分治四方；《山海经》里“夔一足”，到了《尚书·尧典》里，经孔子一解释，就变成了像“夔”这样的人，有一个就足够了。神话因素，就这样被他用常识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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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过者化，所存者神”——这就是历史，要有合理性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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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春秋》“微言大义”。“微言”何指？当从“性与天命”上说起。“大义”则尊王而已。人称《春秋》大一统，“统”何谓也？一言以蔽之曰：以王“统”之，尊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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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的世界，是王的世界。时间以王来标记，纪年，纪月，纪春秋——“通古今之变”；空间以王为中心，参天地，化万物——“究天人之际”。王立足于现实，根柢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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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以一己之学修史，乃私学对于官学的僭越；以一介布衣立言，乃个体对于王权的僭越。他向往周公，却不能像周公那样摄王权、行王政；他没从行动上，而是在思想上自命为王，以平民身份代王立言，以学者志业来行王道，使自我王化。所以他说，知我罪我，其唯《春秋》乎！汉儒以圣为王，就是以孔子为王。陆贾一扫自荀子以来儒家的“圣人之不得势者”的自卑情结。他言必称孔子，主张“法圣人”，认定孔子的使命，不是据乱世为王，而是为汉家立法，为万世王的师表——“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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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孔子虽非现实之王，却是理念之王。所有现实之王都要向他看齐，因为他为现实之王建立了王的标准——王道。所有现实之王都是相对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在五行相生相克中轮回；唯有理念之王是绝对的，超越五行相生相克，成为永恒之王，这样的王只能是“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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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王”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天道》：“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成玄英疏曰：“夫有其道而无其爵者，所谓玄圣素王，自贵者也。”成疏“素王”，如盲人摸象。庄子所谓“素王”，乃无为之圣人。圣与王的关系，是静与动，下与上的关系。庄子贵静而居下，故其结语曰：“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以圣人为素王始于庄子，以帝王与素王并论也始于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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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认为圣人高于帝王，庄子并非第一人，比庄子年长的孟子，早就说过孔子贤于尧舜，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素王高于帝王。孔子曰：“绘事后素。”子夏引申为“仁先礼后”。以之喻圣与王，则“素”为圣，“绘”为王，乃“内圣外王”；再引申之，则“内圣”为素王，“外王”为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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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亦自号“素王”。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孔子作《春秋》，也被汉儒称作“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见素王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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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然而天子式微了，王官之学不修，王者之言不立，“天子之事”，遂变为诸侯之事，王官之学，也变成诸子之学。西周政教，到了春秋时期，有相沿未变，也有发扬光大。周室衰落了，而周道却在复兴，随着周代礼乐文化的下移和普及，“礼不下庶人”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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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一生，约在春秋中晚期。他之前，王官之学分解，而有春秋诸子。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则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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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官之学，流散于民间，在两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化为百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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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其生也晚”，从百家言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座分水岭。此前，百家出于王官，经他兼收并蓄，而归于儒林；此后，儒林由分化而异化，产生了新百家，诸子殊途同归，归于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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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自称“吾从周”。“从周”，是一种文化选择，也是理想自白；是总结古史，也是寄托未来；其所“从”者，非周之以往，而为周之所往。所往者何也？乃春秋圣化大趋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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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40 从民心到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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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的人性论，是从周的“民心”论中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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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对于神的信仰，而是战争，作了春秋时代人性论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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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西周时期，还是一个与天命对应的概念。到了春秋时代，价值理性的“民”，转化为工具理性的“民”，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春秋人将“民”排在了神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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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六年，楚师侵隋，季梁对隋侯说，能不能战，要看能否“忠于民而信于神”。隋侯说，我祭神时，供品特别多，神该信任我吧？季梁说，“民，神之主也”，要先取信于民。虢国有位史嚣，比季梁还过分，居然将神与民对立起来，反对敬神，说什么“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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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民与神，民占了上风；民与君，民也被置于君之上。邾文公卜迁，卜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说“利于民”就是利于君，“天生民而树之君”，就是为了“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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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要决策，须以民心为风向标。而民心所向又多歧路，君随之而亡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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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或曰，民各有心，难以统一。于是，人性被提了出来，人心多变，而人性不变。复杂的政治，淡化了春秋诸子对于“民”的信念，虽然还有关于“民”的高论，但他们更多的是在盘算着“民”。如孙子曰：“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人性可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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