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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尚书》里就已出现。春秋初期，“道”虽多用，其义仍在行“德”，或曰为“德”之行为方式及准则，还是以“德”为主，所以，被称作“德之道也”“德之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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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向聘于周，见到周卿士单朝，异骇之至，而曰“今周其兴乎！其有单子也”。叔向此言，是因为单子据“德”行“道”——动则敬，居则俭，德则让，事则咨，以此为四项原则，故周“其有不兴乎”！然，“德”之于此，已非总纲，乃四项之一，四项原为“德”目，转以“道”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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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单子“有德”，但也无法改变“一姓不再兴”的天命。那时，有人认为，周久已无德，为天所弃，若尽人事以补救，反而有违天道，若以人事干预天道，必亡。周没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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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中期以后，天道成为衡量人事的尺子。“德”之有无，须以“天道”说之，才有说服力。天道以其思辨优势，远超“德”“礼”，而为普遍法则。此乃春秋诸子对周文化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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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谓周文化为“德”文化，那么春秋文化就是“道”文化；若谓“礼”为制度权威，“德”为伦理权威，那么“道”就是必然性权威。“礼”和“德”，从根本上来说，根源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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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因天道以观人事，人事之大，莫过于君臣和君民二端。其时，权力下移，二端倾斜，渐成风气。鲁有季氏篡权，逐其君，而民若无其事。君死于外，也没人过问。一国之君，何以沦落至此？赵简子问于史默，史默这样回答：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天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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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臣下篡权，还算行“天道”呢？那是因为鲁君失政已久，季氏修德已深，民忘其君久矣。君在其位，民都不问，弃民而逃，死于国外，谁还会把一个逃跑的国君当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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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无亲，唯德与民，君失之则失道。天命虽然无常，但天道有常。与天道相应，国家不可追求利益最大化——“盈”。据说，伍子胥曾以“盈必毁”为天道，断言吴国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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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基于人事，叫作“天因人”。人事的合法性、合理性来源于天，故“圣人因天”。“因天”，就是顺因天命的必然性和天道的规律性，使天道转化为人道，开显出“德”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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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道”和“德”一体化了，在“道”的体系里，“德”就是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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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春秋，有本体论、方法论及主体性诸方面，而“德”仅与“道”的主体性相关联，且纳入“道”的主体性之中。“道”为最高本体，为普遍法则，与之相应的主体则为圣人。春秋诸子为人类理性树立了“道”的权威，这一权威，在与王统政治权威的“相生相克”中形成了道统。王朝更迭不已，而由人类理性建立的权威，却在一代代思想者的努力下发扬。无论是在多么厚颜无耻的年代里，“道”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类的尊严。这是春秋诸子的一大贡献，王权失落了，理性益显其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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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42 从礼仪到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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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春秋历史，皆以“礼崩乐坏”言之，似为古今学者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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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共识多有盲区，司空见惯处，往往就是认识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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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超越周室与王命的局限来看那时，就会发现春秋时代堪称周礼普及时期。春秋风气之盛者，无过于尚礼一事。观《左传》所载，可见当时士，论国之兴衰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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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命不行之时，礼却成为诸侯各自为政的国际惯例，沿着两个路径——礼仪和礼义发展下去，在此消彼长中，逐渐由世俗的规则上升为普遍法则，由行为规范发展出礼的精神功能，在制度化的基础上以本体意义奠基。其结果，使自由思想的能量空前释放，理性获得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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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礼”？在《左传》《国语》里，诸子对“礼”进行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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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侯往晋国去，一路上，言行举止，全无失礼。晋侯对女叔齐说：鲁侯善于礼呀。回答是：焉知礼！何以言之？曰：是仪也，非礼也！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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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叔齐论礼，将时代精神注入礼中，把礼从琐屑的仪式中解放出来，以礼作为政治综合指数，来评价一国的政治状况，并预测其发展趋势，从而确立起“礼所以守国”的标准。以此为标准来看鲁侯，鲁国公室四分，民食于他人，为一国君，难将及身，礼之本末焉在？乃习仪以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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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简子问子大叔“揖让周旋之礼”，子大叔说，那些都是仪，非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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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简子问，何谓礼？子大叔说，他听子产讲过，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经地义，要民来坐实——“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然后，分门别类，对礼的政治文化，做了面面观的考察，举凡祭祀、服饰、音律、夫妇、父子、君臣、刑政、民气皆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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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因天地人而设，天地间，人因礼而生，依礼而行，对于个体生命而言，礼为“他律”，亦当“自律”，方为成人——“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礼由“他律”转向“自律”，是人的主体性自觉，是自然法与道德律的统一。人在这种统一性中发现自我，觉醒了人性中的“义”。因此，子产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把礼提升到具有自然法性质的高度，成为人类“他律”的必然性法则，而勿使“民失其性”，而且他以礼容纳了天地人之间的共性，使礼转化为人的内在性，构成了普遍的道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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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唯破“仪”，方能被赋予人类精神——“义”的内涵，成为“普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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