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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尚书》里就已出现。春秋初期,“道”虽多用,其义仍在行“德”,或曰为“德”之行为方式及准则,还是以“德”为主,所以,被称作“德之道也”“德之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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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向聘于周,见到周卿士单朝,异骇之至,而曰“今周其兴乎!其有单子也”。叔向此言,是因为单子据“德”行“道”——动则敬,居则俭,德则让,事则咨,以此为四项原则,故周“其有不兴乎”!然,“德”之于此,已非总纲,乃四项之一,四项原为“德”目,转以“道”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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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单子“有德”,但也无法改变“一姓不再兴”的天命。那时,有人认为,周久已无德,为天所弃,若尽人事以补救,反而有违天道,若以人事干预天道,必亡。周没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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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中期以后,天道成为衡量人事的尺子。“德”之有无,须以“天道”说之,才有说服力。天道以其思辨优势,远超“德”“礼”,而为普遍法则。此乃春秋诸子对周文化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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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谓周文化为“德”文化,那么春秋文化就是“道”文化;若谓“礼”为制度权威,“德”为伦理权威,那么“道”就是必然性权威。“礼”和“德”,从根本上来说,根源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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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因天道以观人事,人事之大,莫过于君臣和君民二端。其时,权力下移,二端倾斜,渐成风气。鲁有季氏篡权,逐其君,而民若无其事。君死于外,也没人过问。一国之君,何以沦落至此?赵简子问于史默,史默这样回答: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天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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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臣下篡权,还算行“天道”呢?那是因为鲁君失政已久,季氏修德已深,民忘其君久矣。君在其位,民都不问,弃民而逃,死于国外,谁还会把一个逃跑的国君当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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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无亲,唯德与民,君失之则失道。天命虽然无常,但天道有常。与天道相应,国家不可追求利益最大化——“盈”。据说,伍子胥曾以“盈必毁”为天道,断言吴国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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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基于人事,叫作“天因人”。人事的合法性、合理性来源于天,故“圣人因天”。“因天”,就是顺因天命的必然性和天道的规律性,使天道转化为人道,开显出“德”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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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道”和“德”一体化了,在“道”的体系里,“德”就是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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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春秋,有本体论、方法论及主体性诸方面,而“德”仅与“道”的主体性相关联,且纳入“道”的主体性之中。“道”为最高本体,为普遍法则,与之相应的主体则为圣人。春秋诸子为人类理性树立了“道”的权威,这一权威,在与王统政治权威的“相生相克”中形成了道统。王朝更迭不已,而由人类理性建立的权威,却在一代代思想者的努力下发扬。无论是在多么厚颜无耻的年代里,“道”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类的尊严。这是春秋诸子的一大贡献,王权失落了,理性益显其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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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42 从礼仪到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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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春秋历史,皆以“礼崩乐坏”言之,似为古今学者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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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共识多有盲区,司空见惯处,往往就是认识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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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超越周室与王命的局限来看那时,就会发现春秋时代堪称周礼普及时期。春秋风气之盛者,无过于尚礼一事。观《左传》所载,可见当时士,论国之兴衰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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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命不行之时,礼却成为诸侯各自为政的国际惯例,沿着两个路径——礼仪和礼义发展下去,在此消彼长中,逐渐由世俗的规则上升为普遍法则,由行为规范发展出礼的精神功能,在制度化的基础上以本体意义奠基。其结果,使自由思想的能量空前释放,理性获得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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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礼”?在《左传》《国语》里,诸子对“礼”进行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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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侯往晋国去,一路上,言行举止,全无失礼。晋侯对女叔齐说:鲁侯善于礼呀。回答是:焉知礼!何以言之?曰:是仪也,非礼也!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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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叔齐论礼,将时代精神注入礼中,把礼从琐屑的仪式中解放出来,以礼作为政治综合指数,来评价一国的政治状况,并预测其发展趋势,从而确立起“礼所以守国”的标准。以此为标准来看鲁侯,鲁国公室四分,民食于他人,为一国君,难将及身,礼之本末焉在?乃习仪以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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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简子问子大叔“揖让周旋之礼”,子大叔说,那些都是仪,非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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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简子问,何谓礼?子大叔说,他听子产讲过,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经地义,要民来坐实——“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然后,分门别类,对礼的政治文化,做了面面观的考察,举凡祭祀、服饰、音律、夫妇、父子、君臣、刑政、民气皆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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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因天地人而设,天地间,人因礼而生,依礼而行,对于个体生命而言,礼为“他律”,亦当“自律”,方为成人——“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礼由“他律”转向“自律”,是人的主体性自觉,是自然法与道德律的统一。人在这种统一性中发现自我,觉醒了人性中的“义”。因此,子产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把礼提升到具有自然法性质的高度,成为人类“他律”的必然性法则,而勿使“民失其性”,而且他以礼容纳了天地人之间的共性,使礼转化为人的内在性,构成了普遍的道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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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唯破“仪”,方能被赋予人类精神——“义”的内涵,成为“普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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