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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某人“穷于蔡、陈”，一见子路拿酒肉来，不问来由就吃喝。等到鲁哀公派人来迎接他时，他又端起了架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问他为什么跟在陈、蔡时不一样，他说，那时是为活身而妄取，现在能吃饱就要讲究礼仪。因此，非儒者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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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某人为鲁司寇，舍公室而助季氏，弟子受其影响，非圣无法，犯上作乱，或以叛乱伤命，或以叛乱致残，都没有好下场。非儒者斥之曰：“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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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以为《非儒》乃墨子之徒所为，与其本人无关。照此说法，同样可以说其他各篇也与墨子无关，因为书中各篇，哪一篇为墨子所作，哪一篇非墨子作，并未标明。《非儒》既然在书中，墨子就是《非儒》第一责任人，此乃学派主张，非个人行为，即使墨子本人去世了，可非儒的主张却是他定下来的。至于哪一句真，哪一句假，墨子本人都未必清楚，有关孔子的言行，他也是听说的，更何况其后学了。至于想听什么，不想听什么，则完全取舍在己，这取舍的原则，也是墨子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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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批评孔子，虽有不实之词，但他并非不讲道理。在《耕柱》篇里，叶公子高问政于孔子，孔子对他说，要使“远者近之，旧者新之”。而墨子则指出，这两人，一个不会提问题，一个不会回答问题。叶公子高当然知道要“远者近之，旧者新之”，他要问的是，怎样使“远者近之，旧者新之”；而孔子也是言不及义，“不以人之所不知告人，以所知告之”。看来，他比孔子更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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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孟》篇里，墨子坚决否定孔子“可以为天子”。公孟子对墨子说：过去啊，圣王安排的序列是这样的，“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像孔子那样“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那他一定是圣人吧？如果让懂得最多的人当圣王，那岂不是要以孔子为天子吗？墨子回答说：拥有真知的人一定要“尊天事鬼，爱人节用”，要把信仰和做人做事结合起来，才能获得真知。刚才你说的“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都不能算是真知。因为那些知识，都是别人早就说过的，孔子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学来的，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拾人牙慧，将古人说过的话重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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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墨子提出了知识的来源及其标准问题。知识的来源，与圣人有关。诸子普遍认为，富有知识是圣人的标志。而圣人的知识从哪里来？通常都是从历史传承中来，要多问，多听。听说是知识来源的主要渠道，因此，“圣”字在金文中，作一人而特大其耳，即“耳通为圣”，这在孔子就是“六十而耳顺”。后来诸子发现“心之官则思”，亦即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此，“耳通”的圣人就向“心通”转变了，思想者代替传承者，成为新的圣人。而公孟所言“博、察、详”者，还恪守着“耳通为圣”，这样的圣人当然要遭到墨子的批判。在墨子看来，真知不是从对诗书、礼乐的传承中来，而要从亲身经历中来，在“爱人节用”的社会实践中获得真知。这还不够，还要有信仰，在信仰的前提下，真知才能变成真理。因此，圣人不光是传承者和思想者，还应该是个信仰者，而信仰，就是“尊天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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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尊天”而不“事鬼”，“爱人”而不“节用”，在真知和真理两方面都有欠缺。因此，还不能算作墨学标准的圣人，相应的，也就不能成为墨者的“天子”了。但孔子毕竟还拥有部分真知和真理，其思想也就放出真知和真理的偏光。墨子并非一味批孔，他在一些场合曾公开赞扬孔子。“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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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墨子还是承认孔子的思想有真知和真理的成分，这些成分自有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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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49 理性三表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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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真理，墨子还提出了“三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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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本”，乃“有本之者”，指“古者圣王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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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原”，乃“有原之者”，指“百姓耳目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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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用”，乃“有用之者”，指“发以为刑政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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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中，“古者圣王之事”是历史，以先王为本，即以历史为检验真理的第一条标准。真理，要有历史根据——“本”，还要有现实依据——“原”。以百姓为原，即以民生为检验真理的第二条标准。本是大本，以先王为本；原亦是大原，以百姓为原；在大本大原的基础上发以为“刑政”——而非“仁政”，那“用”，便是大用了。以刑政为用，即以政治为检验真理的第三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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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非儒”，而有“三非”：其一，古之圣王“事鬼”，儒者不事，此为“本非”；其二，儒者厚葬及丧礼，百姓难受，此为“原非”；其三，儒之用于刑政，礼琐碎，乐侈靡，仁迂腐，此为“用非”。现在看来，所谓“表”——标准，乃政治，非认识，宜于政论，难言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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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墨子除了政治思想的“三表”外，还有认识论的“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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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将知识依其来源分为“闻知、说知、亲知”。“闻知”即传授——学，“说知”为推理——思，“亲知”乃实践——行。墨子以“知”的三段论，分学与思、知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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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为内容，以历史——先王之事和现实——民生之事为本原，构成以政治为取向的价值坐标，由此而获得的“真理”，乃是一种价值性认识，非纯粹理性认识所致。而“三知”是形式的，理性认识不以价值为前提，只按照认识本身的规律行事，因而获得了一种纯粹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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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表”到“三知”，是认识活动摆脱价值前提的一次自我意识，是认识在认识过程中对自身的“知”。如果说墨子“三表”，为政治思想设置了类似公理性的自明的价值前提，那么墨辩“三知”则是价值中立的。故“知”的范围，亦超越了政治思想之阈，触及自然原理以及“知”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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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之中，“闻知”是对于历史的传承。这方面，儒学做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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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子为例，其言“知”，无非“学习”而已。“君子博学于文”是“学”，约之以礼是“习”；“学”似“闻知”，“习”如“亲知”。孔子讲“学而时习之”，却不言“说”。只“巧言令色鲜矣仁”一句，就把“说”——“巧言”禁闭。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并非把“名”当作概念来“说”，而是使“名”符合于礼。所谓“正名”，即是正于礼，没有“说”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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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墨子，则以“说知”突破了孔子的“学习”模式。“说”为政论，而有“三表”。如上所述，墨以“三表”非儒。而“说”之所以为“说”，则在《墨经》上下以“说知”思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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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戒甫《墨辩正名》说，墨以“说知”开“华夏二千年前独到之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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