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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某人“穷于蔡、陈”,一见子路拿酒肉来,不问来由就吃喝。等到鲁哀公派人来迎接他时,他又端起了架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问他为什么跟在陈、蔡时不一样,他说,那时是为活身而妄取,现在能吃饱就要讲究礼仪。因此,非儒者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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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某人为鲁司寇,舍公室而助季氏,弟子受其影响,非圣无法,犯上作乱,或以叛乱伤命,或以叛乱致残,都没有好下场。非儒者斥之曰:“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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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以为《非儒》乃墨子之徒所为,与其本人无关。照此说法,同样可以说其他各篇也与墨子无关,因为书中各篇,哪一篇为墨子所作,哪一篇非墨子作,并未标明。《非儒》既然在书中,墨子就是《非儒》第一责任人,此乃学派主张,非个人行为,即使墨子本人去世了,可非儒的主张却是他定下来的。至于哪一句真,哪一句假,墨子本人都未必清楚,有关孔子的言行,他也是听说的,更何况其后学了。至于想听什么,不想听什么,则完全取舍在己,这取舍的原则,也是墨子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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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批评孔子,虽有不实之词,但他并非不讲道理。在《耕柱》篇里,叶公子高问政于孔子,孔子对他说,要使“远者近之,旧者新之”。而墨子则指出,这两人,一个不会提问题,一个不会回答问题。叶公子高当然知道要“远者近之,旧者新之”,他要问的是,怎样使“远者近之,旧者新之”;而孔子也是言不及义,“不以人之所不知告人,以所知告之”。看来,他比孔子更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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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孟》篇里,墨子坚决否定孔子“可以为天子”。公孟子对墨子说:过去啊,圣王安排的序列是这样的,“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像孔子那样“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那他一定是圣人吧?如果让懂得最多的人当圣王,那岂不是要以孔子为天子吗?墨子回答说:拥有真知的人一定要“尊天事鬼,爱人节用”,要把信仰和做人做事结合起来,才能获得真知。刚才你说的“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都不能算是真知。因为那些知识,都是别人早就说过的,孔子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学来的,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拾人牙慧,将古人说过的话重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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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墨子提出了知识的来源及其标准问题。知识的来源,与圣人有关。诸子普遍认为,富有知识是圣人的标志。而圣人的知识从哪里来?通常都是从历史传承中来,要多问,多听。听说是知识来源的主要渠道,因此,“圣”字在金文中,作一人而特大其耳,即“耳通为圣”,这在孔子就是“六十而耳顺”。后来诸子发现“心之官则思”,亦即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此,“耳通”的圣人就向“心通”转变了,思想者代替传承者,成为新的圣人。而公孟所言“博、察、详”者,还恪守着“耳通为圣”,这样的圣人当然要遭到墨子的批判。在墨子看来,真知不是从对诗书、礼乐的传承中来,而要从亲身经历中来,在“爱人节用”的社会实践中获得真知。这还不够,还要有信仰,在信仰的前提下,真知才能变成真理。因此,圣人不光是传承者和思想者,还应该是个信仰者,而信仰,就是“尊天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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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尊天”而不“事鬼”,“爱人”而不“节用”,在真知和真理两方面都有欠缺。因此,还不能算作墨学标准的圣人,相应的,也就不能成为墨者的“天子”了。但孔子毕竟还拥有部分真知和真理,其思想也就放出真知和真理的偏光。墨子并非一味批孔,他在一些场合曾公开赞扬孔子。“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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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墨子还是承认孔子的思想有真知和真理的成分,这些成分自有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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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49 理性三表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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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真理,墨子还提出了“三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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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本”,乃“有本之者”,指“古者圣王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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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原”,乃“有原之者”,指“百姓耳目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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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用”,乃“有用之者”,指“发以为刑政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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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中,“古者圣王之事”是历史,以先王为本,即以历史为检验真理的第一条标准。真理,要有历史根据——“本”,还要有现实依据——“原”。以百姓为原,即以民生为检验真理的第二条标准。本是大本,以先王为本;原亦是大原,以百姓为原;在大本大原的基础上发以为“刑政”——而非“仁政”,那“用”,便是大用了。以刑政为用,即以政治为检验真理的第三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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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非儒”,而有“三非”:其一,古之圣王“事鬼”,儒者不事,此为“本非”;其二,儒者厚葬及丧礼,百姓难受,此为“原非”;其三,儒之用于刑政,礼琐碎,乐侈靡,仁迂腐,此为“用非”。现在看来,所谓“表”——标准,乃政治,非认识,宜于政论,难言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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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墨子除了政治思想的“三表”外,还有认识论的“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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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将知识依其来源分为“闻知、说知、亲知”。“闻知”即传授——学,“说知”为推理——思,“亲知”乃实践——行。墨子以“知”的三段论,分学与思、知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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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为内容,以历史——先王之事和现实——民生之事为本原,构成以政治为取向的价值坐标,由此而获得的“真理”,乃是一种价值性认识,非纯粹理性认识所致。而“三知”是形式的,理性认识不以价值为前提,只按照认识本身的规律行事,因而获得了一种纯粹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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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表”到“三知”,是认识活动摆脱价值前提的一次自我意识,是认识在认识过程中对自身的“知”。如果说墨子“三表”,为政治思想设置了类似公理性的自明的价值前提,那么墨辩“三知”则是价值中立的。故“知”的范围,亦超越了政治思想之阈,触及自然原理以及“知”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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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之中,“闻知”是对于历史的传承。这方面,儒学做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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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子为例,其言“知”,无非“学习”而已。“君子博学于文”是“学”,约之以礼是“习”;“学”似“闻知”,“习”如“亲知”。孔子讲“学而时习之”,却不言“说”。只“巧言令色鲜矣仁”一句,就把“说”——“巧言”禁闭。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并非把“名”当作概念来“说”,而是使“名”符合于礼。所谓“正名”,即是正于礼,没有“说”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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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墨子,则以“说知”突破了孔子的“学习”模式。“说”为政论,而有“三表”。如上所述,墨以“三表”非儒。而“说”之所以为“说”,则在《墨经》上下以“说知”思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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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戒甫《墨辩正名》说,墨以“说知”开“华夏二千年前独到之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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